长期以来，相对于本地居民，城市农民工承受着明显的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和公共服务权利差异，这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广泛关注并试图解读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类研究多围绕着城乡分割体制展开，形成一系列观点：1978年以前确立的城乡户籍壁垒将城乡居民划分为两个具有重大权利差别的社会身份，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采取了农民工流动而不是人口迁移的方式（孙立平，2003）；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成为介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第三群体”和城市社会的“底层精英”（李强，2004）；随着排斥农村流入人口的权利安排和农民工身份的符号化，城乡分割体制被复制、移植到城市内部，城市中形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二重社会（陈映芳，2005）。

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措施，同时加快了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乡分割体制是否走向衰落？对此问题，近期文献表达了三种不同的见解。一些学者明确主张，城乡分割体制持续甚至得到一些强化。第一种观点是，户籍改革权向地方政府下放使得农民工更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分割城乡人口的户籍制度依然完整有效，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处境没有改善，甚至有所恶化（Chan，and Buckingham，2008）。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大城市更倾向于抵制中央政府的户籍改革方针，支持城乡分割体制，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公民权差异既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也是其副产品（Wu，2010）。第二种观点认为，城乡分割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延续，但2000年以后出现一些变化的迹象，不过难以判定城乡分割体制是否开始削弱（Whyte，2010）。第三种观点是，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分割体制作为一组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基本终结（张展新，2007）

城乡分割体制是持续还是终结，关系到新世纪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形成契约劳动关系、培育劳动力市场是一项基本任务。但在实际操作上，这一时期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国企职工进入市场需要一个过程，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分割的属性。本地劳动者与外来农民工的就业、收入差异等，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城乡分割延续的象征。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整合是成效很大，还是进展甚微，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纵深思考。近期的城乡分割延续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农民工不能取得城市户口这个事实。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户籍身份还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分割城乡人口的功能？或者说，城市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塑造是否依然受到户籍制度的决定性影响？

关于城乡分割体制的讨论也间接影响到近期有关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大辩论——刘易斯转折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时代，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08）。按照刘易斯本人（Lewis，1979）及其他学者（Fields，2004）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障碍。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中国，改革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超大，这主要是其特有的体制安排——城乡分割造成的（蔡昉、林毅夫，2003）。因此，城乡分割体制衰落应该是中国的二元经济实现刘易斯转折的基本制度条件之一。如果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着分割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正式制度安排，或者说城乡劳动力市场依然是分割的，那么，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还要遭受整体性排斥，刘易斯转折到来的观点就会受到来自制度安排层面的质疑。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本章研讨城乡分割体制的消亡及其他有关城市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问题。主要论点是：第一，新世纪的劳动力市场深化改革导致了城乡分割体制的终结；第二，影响城市外来人口权益地位的主要因素已经转移到具有区域分割性质的地方制度和政策上来；第三，户籍身份的不平等效应总体上呈缩小趋势，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可能延缓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进程。

一 城乡分割体制和初期改革冲击

城乡分割体制包括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制度。其中，城乡户籍制度和城镇劳动制度是两项基础性安排。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