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1]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发展看，大致可以将公民政治参与分为选举参与、政策参与、人民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接触式参与等类型。本报告采用相关统计数据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一些重要问卷调查数据，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作出基本评估。这样的评估，只是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次归纳性总结，并尝试建立一套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评估指标体系；希望通过今后持续的研究，逐步修正和完善这一指标体系。

一 1978～2003年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1978～2003年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恢复公民的选举参与（1978～1981年）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自1953年以来中国公民普遍参与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不仅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的选举权无法正常行使，^[2]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即着手恢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作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简称《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简称《地方组织法》，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县、人民公社（镇）两级人大代表均由选民直接选出。1979年下半年，全国有66个县、自治区、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进行了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试点工作，1980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范围的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981年底选举全部结束，全国共登记选民539394620人（占全国总人口969928480人的55.61%），参加投票选民516829021人，平均投票率为95.82%。^[3]这一次大规模的选举，不仅落实了公民的选举权利，以较高投票率显示了选民的参与热情，^[4]亦使选举参与成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常态形式，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选举，直到1995年选举法修改后才有所变化。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197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的权利（第45条），并希望以此来保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5]由此不仅出现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等民众参与的形式，亦使“文化大革命”中的“运动式”群众参与得以延续，引来了不少质疑。邓小平后来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达到这个目的。”^[6]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建议》，1980年4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权利的规定，^[7]并由此终结了“四大”的政治参与方式。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各种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干部、党员甚至群众要求“平反”，使“信访”或“上访”成为政治接触的主要方式，中央政府亦高度重视“信访”或“上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依然延续，引起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等的强烈不满，1978～1979年不少地方出现下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