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于公民权利平等和参与机会平等，现代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参与性政治，公民的广泛参与及其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型构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治理和生活样态。

在处于急剧现代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强力而急切地推动着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自觉引导和主动合作，有效推动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建构着中国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证。

本报告从现代化背景下政治参与与民主治理的视角切入，系统分析和梳理了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具体问题，包括何谓政治参与，为何需要政治参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参与，如何实现政治参与，如何有效地政治参与并推进民主治理，以期对认识和建构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制度体系能够有所启发。

一 何谓“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中经常使用的概念，用以描述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开放进程中公民进入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活动和过程。传统社会是不允许参与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允许参与的社会。^[1]政治参与是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扩展和演进的过程而不断凸显和扩大的，其界定是有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内涵的。有些政治学者甚至指出，19世纪末叶以降的欧洲政治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展史。按照他们的见解，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化，实际上是沿循两种方式推进的：一是“政治参与之权利项目”的逐渐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诉愿权、结社权等权利逐一添增；二是分享“政治参与权利之人数”的逐渐增多，例如选举权的历史，便是渐渐取消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增多，终至成为全体公民共享权利的一个过程。^[2]因此，政治参与的概念和理论，虽是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勃兴之时，也是为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的，但其内在的实质和标准却和西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内涵紧密相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发展现实中，政治参与则有一个本土化转化和界定的问题。

（一）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定义

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认为，“就政治参与这个术语来说，我们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即“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3]在此定义中，他们排除了非暴力反抗及政治暴力、政变，以及巩固政府的行为和政府所动员的政治行为，将核心特征限定为平民的合法参与行为。

巴恩斯和凯思在其政治著作《政治行为：五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群众参与》中，则把政治参与界定为：“政治参与是在政治的各个层次中意图影响政治抉择的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动，它也包括抗议和暴力行为。”^[4]此政治参与定义的核心特征是包括了合法参与和非法的暴力抗议，但强调自愿性参与而排除了非自愿性的动员性参与。

塞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在其著作《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这一核心定义的关键要点在于以下几项。

第一，政治参与包括活动而不包括态度，由此把客观的政治活动和主观的政治态度区别开来。

第二，政治参与是指平民的政治活动，由此把政治参与者和政治职业者区别开来。

第三，政治参与是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目标指向公共当局，由此把针对政府的公共活动和针对企业或社会的公共活动区别开来，也即把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区别开来。

第四，政治参与包括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和是否合法。因此，抗议、暴乱、示威游行甚至那些企图影响公共当局的叛乱行为，都属于政治参与活动。

第五，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自动参与活动，也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动员参与活动。因为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在实际行为中的界限难以区分，二者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相互转化。^[5]

（二）中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主要定义

塞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可以说给出了政治参与的核心界定和关键区别，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语境中，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