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当代中国规模庞大且具有尴尬身份的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工”一词首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4年主办的《社会学通讯》。综合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多种特征，可以将“农民工”定义为“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从农民工的流动距离来看，农民工群体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又涵盖了本县县域内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看，一国的城镇化进程总是与该国的工业化紧密伴随。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问题，与中国目前尚未完全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尤其是户籍制度密切相关。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工人职业和农民身份是分离的，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是分离的，因而形成了一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的数量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3]进入21世纪后，农民工数量稳定增长，至2008年底，这一群体的规模已上升至2.25亿人。^[4]面对这一规模日渐庞大的社会群体，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学者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本报告试图从政治参与这一视角观察农民工群体。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看，政治参与就是公民通过政治输入（要求和支持）来影响政治权力，进而谋求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目前，农民工面临着诸多问题的困扰，如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生活居住、子女上学等方面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尚未得到有效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抚养、老人赡养和夫妻感情问题比较突出。^[5]在这种情形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运用政治参与这一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而，全面而客观地把握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既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其政治参与渠道，进而为维护其经济权益和民主政治权利开启思路，又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政治参与包括多种形式，本报告以现有的各种调查数据为依据，重点分析的是2001年以来农民工选举参与、组织参与和接触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一 农民工的选举参与

选举参与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在中国现行的制度安排下，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选举，一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或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二是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作为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农民工面临着农村（户籍所在地）与城市（工作所在地）两个空间区域的选举参与问题。

（一）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的选举参与

农村是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在农村，农民工可以以本村村民身份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或以户籍所在地的选民身份参加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根据相关研究和调查，农民工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无论是参与意识还是实际的选举参与都不理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如民政部2005年进行的“全国村民自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6]在787个农民工样本中，对于“作为选民，您参加了家乡现在这一届村民委员会举行的选举了吗”，受访人中的18.9%选择“参加了”，81.1%选择“没参加”。选择参加了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受访人，“当时还没有外出打工或工作，在村里参加的选举”的占42.6%，“当时在外地打工或工作，但专门返回家乡参加选举”的占22.3%，“当时在外地打工或工作，但通过邮寄选票参加了投票”的占1.4%，“当时在外地打工或工作，但委托村里的其他选民进行了投票”的占24.3%，“以其他方式参加”的占9.5%。由于村民委员会选举时还没有外出的占42.6%，所以实际外出农民工参加选举的只有86人，占农民工总数的10.9%。邓秀华2008年的“农民工政治参与调查”（该调查于2008年11月和12月对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130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256份）亦显示，^[7]当被问及是否想当村干部的问题时，“想当，并会积极争取”的农民工占37.3%，选择“无所谓”和“不想当”的占44.2%。该调查还显示，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其中亲自回村投票的占34.7%，请人代投票的占42.2%，村里寄来选票、填好后寄回的占9.8%，采用其他方式的占13.3%。

农民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