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代表性的标志。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不论在项目数量还是投资金额上都大幅提高。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我国GDP的增长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也在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吸引外资，试图解决“资金”缺口，缓解资本增长缓慢的瓶颈。引进外资一度成为各级政府提升本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经济发展结构的重要的政策导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也在不断地调整，近两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其他地区，西部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备受关注，进一步扩大外资规模似乎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问题是，基于西部地区的初始条件和经济发展格局，西部地区如何将引进外资和刺激内需相结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相关的经济数据，分析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发现引进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重要的结构调整，即从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转为以刺激内需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西部地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决定其发展的战略应该是扩大内需，减少失业和贫困，实现就业和产出的可持续增长，而合理适度地引入外资，只能是提升西部地区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补充。

二 外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引入外资的相关文献综述

Chenery与Strout（1966）提出的“两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FDI弥补“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进而促进经济发展。Balasubramanyam等（1996）认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FDI可被视为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组合，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国外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外资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

Abramovitz（1986）认为，东道国获益于FDI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Borensztein等（1998）认为FDI本身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有限，只有发展中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超过最低极限水平，FDI才能发挥出更高的生产效率。De Mello（1999）运用时间序列法对32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其效果取决于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当两者是互补关系时，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优的。国外的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FDI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引入外资就能促使经济发展。

国内学者也根据我国的情况，开始了对于引入外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张国红（2005）认为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传导机制。根据总量生产函数采用Panel Data模型，利用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84～200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江小娟（2008）认为利用外资是我们重要的资金来源，也是我们利用全球其他资源的重要载体。外商在华投资产生了多方面的外溢效应，国内产业有效地加以吸收利用，经受住了开放的冲击和挑战，提高了自身竞争力，在开放竞争中得到提升和发展。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FDI对我国发展的帮助大于其负面影响。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如沈桂龙、于蕾（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总量差异上，而且表现在速度差异上。这种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递减特征和FDI在我国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实证数据表明FDI并没有缓解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反而起到了相反作用。

张盛林、吴海鹰（2005）通过分析1983～2002年的相关数据，就FDI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作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的FDI主要通过短期需求拉动和长期均衡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短期需求拉动的作用比较明显，FDI的外溢效应未能有效发挥。闫奕荣、李志军（2007）运用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对西部地区1979～2005年的FDI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当滞后两期时，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而FDI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状况与全国的状况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