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城中村改造时间表，提出在10年内全部完成城市建设区内138个城中村的改造，对城市重点功能区内的52个城中村，则要争取在3～5年内完成改造，而对城市核心区内的9个城中村，要争取在2010年亚运会召开之前，全部清拆完毕。为配合这一浩大工程的顺利推进，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办公室（正局级），抽调国土房管局、市建委与市规划局等部门的精兵强将共同组成，集中办公以推进改造。目前，要求亚运会前完成清拆的城中村的相关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如此大规模与高强度城中村改造举动，在广州城市更新历史上，可谓空前。

这种“运动式”改造，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合力推动下，轰轰烈烈地“改”起来的。然而，问题是，由于缺乏基本合理性程序保证，在我国政府还不具备真正意义“公共利益”代言者的特殊情境下，无论是政府作用力还是市场作用力，抑或是两者配合的作用力，往往都具有稀释、消解或者伤害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特点，这在我国社会实践的诸多实例中，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一特定条件下，大凡涉及拆迁改造，特别是涉及大规模拆迁改造，民众利益往往都具有需要特别关注的理由。如当下城中村改造，就直接作用于城中村非正式经济，并给这种经济的获益群体（主要是城市流动人口）带来巨大消极影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非正式经济成为本研究探讨城中村改造的关键点。

城市经济体中，城中村非正式经济属市场分异条件下的特殊经济类型，有着自身逻辑及功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中村之成为城中村，原村落社区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及在完成城市化情境下，能以“社区共同体”形态延续下来并获得发展（蓝宇蕴，2005），其中的非正式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城中村非正式经济特指，位于城中村区域内、以宅基地上的家庭房屋为主要场所与依托，自生自发形成的，以城市中低收入者（主要是以低收入流动人口）为消费对象的房屋租赁及工商服务业活动。之所以把这种经济活动统称为城中村非正式经济，是因我国正式制度规定中，宅基地性质的私人自建房，本是定位于家庭自住功能的，若用于营利性的经营用途，就并非正式制度所认可，在此均归为非正式经济范畴。

一 城中村改造致城市经济的整体性生态系统发生改变

城市社会空间是指，在城市区域内，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所对应的空间结构及其状态，或者是指城市社会经济现象所具有的空间特点及其呈现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空间具有不同阶段性特点，但其中，与城市社会经济及自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就理论而言，任何现象都具有空间依附性，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差异性。城中村非正式经济就体现为特定空间结构依存性。而如此大动作的改造与现有空间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必然诱发依存其中的非正式经济乃至整个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变迁。

（一）改造致城中村非正式经济急速萎缩及其影响

无论是改造临近尾声的猎德村，或者已经启动改造的林和村、琶洲村与杨箕村，或者是将要付诸实施改造的冼村等，这些整体改造的城中村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有着优越的地理区位，同时也是城市核心区域内的自发流动人口聚集区，或者称之为“非正式移民聚居区”（魏立华，2005）。与此相关，这些区域各自发育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流动人口聚居生态。相应的，非正式经济是流动人口聚居生态的经济体现。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计划在5～10年内完成改造的百多个城中村，基本上都属于这样的经济聚集区。而大肆推进的城中村空间改造，其重要目的之一，也是想把其中的非正式经济扫进城市建设“垃圾袋”。

城中村非正式经济无疑是与城中村作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会属性相伴而生的，流动人口是这种经济最大受益群体。根据广州有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09年6月，广州流动人口接近600万，几乎与700万的户籍人口持平。并且，据广东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发布的《200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白皮书（本专科）》显示，在广东的就业大学生，平均月薪仅有1699元。虽然广州的平均月薪水平略高，但按这样的经济收入，要在生活成本居高的广州生存下去，即使竞争能力比较强的大学毕业生，也暂居城中村，分享实惠的经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