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关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满足城市文化消费与休闲需求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载体［1］。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广东先进文化强省的“核心支撑”，其公共文化与休闲服务设施的科学合理布局对于中心城市文化服务功能的引领、辐射、集散作用的强化至关重要。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工作十分紧迫，因而总结与借鉴国内外关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影响因素和区位模型的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十分必要^［2］。

（一）国外相关研究回顾

1968年，麦克尔·忒兹（Michael Teitz）首先提出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考虑效率与公平平衡的条件下如何最好地布局城市公共设施，开创了区位论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一股公共设施区位问题的研究热潮。公共设施布局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早期开始的数量区位分析。运用创新的数量统计技巧和标准的假设来解决福利地理和公共产品分布的问题成为这个时期的研究主流（Smith，1977）。这一时期公共设施区位研究有二大主题：第一是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数量假设研究，是对距离的重要性、易接近性、设施影响、模式及其外部性的研究（Gregory，1988；）；第二是将设施距离的行为角度、行为模式、易接近性和影响引入空间概念进行研究，强调距离、模式、易接近性和影响等（Austin，1974；Church&ReVelle，1976；Orloff，1977；Bigman&ReVelle，1978）。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后数量时代的城市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大卫·哈维的关于社会公平与城市研究激起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数量和行为地理学的攻击。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科文·考克斯、雷克（Kevin Cox，Lake）关于城市社会中公共设施区位的成本—效益分配的外部批评与挑战（Geoffrey DeVerteuil，2000）；第二，迪尔等（Dear，1978；）人文服务区位理论背景下设施模式的重构。预测设施公平与效率模型也引起了GIS这一新领域的共鸣（Geoffrey DeVerteuil，2000）。

（二）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关于公共设施区位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认为影响公共设施区位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人口的数量、分布及其密度、人口构成特征等，以及交通便利性或易接近性等。颜辉武、涂超等（2001）根据公共设施供给与规划的理论，提出了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评价效应的数学模型。程文、赵天宇（2003）探讨了城市大型公共设施布局在边缘区的特点，分析影响区位选择主要因素是地价低廉、土地供给充足、环境较好、投资成本较低等。陈忠暖、闫小培（2006）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市公共设施布局中区位模型的应用方式与途径，并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分类。国内对文化体育设施的区位研究相当薄弱，主要有段成荣、谭砢（2002）根据人口数量与分布、人口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等因素分析了宁波城市文化体育等设施的区位布局问题，认为这类设施一般随人口的分布与密度、居住区的区位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张景秋（2004）对北京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与文化功能的研究。

（三）问题的提出

要建国家中心城市，当从经济与文化两个方面来考虑其功能性和宜居性，其文化与休闲设施使用的“效率与公平”首当其冲。文化与休闲服务设施是市民活动的主要载体，对广州的城市文化与休闲服务设施区位进行分析，揭示其地域组合特征和规律性，无疑有助于城市文化建设与布局规划更加科学合理。本文试图从不同性质的休闲设施的服务微区位特征入手，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探讨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文化与休闲服务设施的区位分布特征，力求对其合理配置以及功能优化提供一定的借鉴，以利促进广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推动推进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

二 研究的区域范围与基础数据

（一）研究的区域与地域单元的划定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广州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广州市城市范围日益扩张。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心城区依然承担着重要的经济文化职能，是各种城市配套设施的集中地，也是各种城市活动的主要发生地。广州市中心城区^[1]主要指广州市环城高速路以内的地域，包括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和天河区四区，及白云区位于高速路内的区域。此区域集中了广州市的主要常住人口和文化与休闲服务设施，因此选定此区域有利于对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文化与休闲设施的地域结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