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空间导向设计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城市空间导向系统是城市中人与环境间重要的沟通媒介，它能使城市的环境状况与功能快速、详细、准确地为人们所感知，从而提高了人们的活动效率。城市空间导向系统既指城市设施中用来标明方向、区域的符号，也指这些符号在环境空间中的布局方式与作用机理。就国外来说，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一些成果被迅速地运用于城市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1933～1940年间英国伦敦的地铁建设就引入交通图的概念，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西方一些国家关于城市空间导向系统的设计观念已完成了从功能设计到文化设计的蜕变。而在国内，相关研究的展开和国家标准的制定也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很多的设计观念与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地充实与发展。

国内外关于城市空间导向设计的研究主要源于对其概念不同视角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类：一类主要从人的生理、心理、行为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空间导向系统与人的使用机理之间的联系。通常这类研究会特别关注人的真实需求和导向系统的功能特性，致力于强化设计的可用性。例如，美国建筑师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City）一书中谈到的“寻路”概念，以及后来这一概念在环境心理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寻路理论”均属于这一范畴的研究。另一类研究主要从视觉传达设计的观念出发，探讨如何用简洁的图形符号来传达准确的含义，从而实现导向信息的瞬间识别和跨文化传播，这类研究往往强调城市空间导向系统的美学特性，倡导借用美学形式去符号化城市的审美感受，例如章莉莉在《城市导向设计》一书中将“导向设计”界定为“诠释空间概念的视觉符号和表现形式”，就具典型性。以上两类研究各具特点，优势明显，但也存在不足。前者虽然致力于满足人的需求，但所关注的“人”也仅限于“自然人”的范畴，而对于“社会人”层面的相关内容鲜有论及；后者虽然聚焦于符号形式与信息传递效能之间的关联，但对于形式背后文化层面的缘由却存在一定“盲区”。由此看来，在城市空间导向设计中对“人”和“文”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到底如何去伪存真地融合二者并拓宽研究的视野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客观上以此为基础，重新锁定功能与形式的追寻方向才能获得设计观念上的突破与创新。由此看来，从中国城市自身特质的角度来作的空间导向设计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发挥空间。

二 值得广州参照的对象

香港距离广州咫尺之遥，与广州同属一个方言体系，在城市自身条件上具有相似性，因此就广州的城市空间导向系统的设计改造来说，香港应是一个值得我们重点参照的对象。我们知道，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道路交通最繁忙的大都市之一，常住人口800万，流动人口逾百万，但是土地面积只有区区1098平方公里。截至2007年12月，全港领有牌照的车辆达52万多辆，平均每公里道路约合273辆。从城市空间的容积率来看，广州“硬性”条件超过香港许多，在香港这样一个人多、地狭、高楼林立的地方却很少见到大塞车的现象。从道路的行车条件来看，香港市区的道路远没有广州一些地段道路宽阔。在行车区域的划分上也没有什么快、慢车道之分，许多不到10米宽的车道上，跑着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私家车、小公共汽车、出租车，行时擦肩而过，止时触手可及，但一切又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丝毫没有繁杂拥堵的现象。即使在这样捉襟见肘的交通条件下，香港每天的交通基本上均能做到顺畅通行。在当地电视早间新闻的道路交通情况实时报道中有时会听到某一路段车多滞塞的消息，但去实地看看，却发现现实状况比想象要好很多，车流仍然在动，只是速度慢些，很难出现塞死或者一步一挪的状况。在香港，交通的滞塞现象多出现在一些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因为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司机的驾驶都非常小心，车速普遍较慢。偶然出现一次大的路面拥堵，多半是因为出现了突发性事故。总体来说，与世界许多大都市相比，香港的交通状况已然算是十分理想的了。在无任何“地利”条件可言的情况下，却能出现如此良性的交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的城市空间导向系统。

道路导向标识在香港的空间导向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我们知道，道路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