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社会治安总体情况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波及面扩大、国内维稳压力增加等负面环境的影响下，诱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明显增多，社会治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为此，全国公安机关将以黑恶势力为主的有组织犯罪、以命案为主的严重暴力犯罪、以“两抢一盗”为主的多发性侵财犯罪与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治安整治行动。同时，为增强打击整治的针对性、实效性，公安部确定了涉枪涉爆犯罪、涉毒犯罪、侵财犯罪等问题严重的113个县市进行挂牌整治，各地公安机关也确定了266个重点县市进行挂牌整治。

此外，2009年前三季度，各地按照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要求，以高速公路、营运客车、超速行驶、道路安全隐患为重点，针对酒后驾驶、机动车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9年，还发生了多起对社会治安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事件当属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

二 适应形势需要及时修法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共15条，修改、增加了刑法的相关条款。例如，将绑架罪最低刑期减为5年；规定逃避缴纳税款者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金融从业人员“老鼠仓”行为、网络“黑客”、单位洗钱、领导干部“家里人”及“身边人”的腐败行为等被纳入了刑事制裁范围，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通过新的立法的同时，立法机关也适时对旧的法律进行了清理。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废除了《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等数部内容已经为其他法律取代或者与社会现实脱节的刑事、治安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该补充规定共确定新罪名13个，对《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9个条（款）相应增加9个罪名，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修改的9个条（款）中，改变4个罪名，即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逃税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继续适用原罪名5个，即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非法经营罪，绑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迄今为止的刑法修改固然有诸多值得称赞之处，但纵观1997年之后的7个刑法修正案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可以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上述修正案与决定基本上都是致力于扩大犯罪圈与加大刑罚力度，体现出了过于依赖刑罚的思维。例如，前六个修正案都是增加罪名、扩充罪状或者提高法定刑，这种状况直到《刑法修正案（七）》才有所改观，如其规定关于偷税罪在特定条件下可免于处罚，并降低了绑架罪的起刑点。而即使是《刑法修正案（七）》，也仍然存在迷信刑法之虞，如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0年，以期遏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日益严重的现实，但从事前预防与强化监督的角度出发，一部规定完备、执行得力的财产申报法无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刑法修改只立足于刑法分则的个罪，而没有对总则给予应有的注意，但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往往都是通过总则确立下来的，要实现刑法的现代化和刑罚结构的科学化，必须对总则动一定的“手术”。此外，当前一些新的刑事政策思想和做法，如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如何在刑法中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