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文化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建会”）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成为台湾社会的热门名词。

社区总体营造是在“全球化”大军压境之下，催生社区中的市民社会，以草根力量组织社区反抗部队、展开游击作战的策略。“全球化”大军和“社区”游击部队所争夺的胜利象征物，就是写着“认同”的那面旗帜。

社区总体营造之所以被视为台湾社会对“全球化”的响应，在于该政策发掘本土文化内涵并重建其价值、鼓励民众透过学习以适应社会变革。而这两项行动，因为符合民众重建失落认同的需要，造成社区总体营造的理念广为扩散，在不同的地方被草根社会所实践。

1994年，“文建会”配合“行政院”推动“充实省（市）、县（市）、乡镇及社区文化软硬设施”，在六年内以129亿元新台币预算推动十二项计划。“文建会”通过举办研讨会，委托专业工作者和学者共同拟订参考范例或操作手册，利用政策计划的推动不断与民众沟通，使得社区总体营造的基本理念在1995年之后传开，被各级政府单位吸收，也转化为深植社会的文化运动。

社区总体营造通过反省台湾社会在过去数十年变化过程中所体验的危机经验，指出未来台湾社会继续发展的着力点，必须回归到社区；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都要落实在改善社区生活。社区总体营造这项政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至今仍在扩散。

一 台湾1990年代全球化过程中的危机经验

（一）全球化与地方化

社区总体营造出现的时刻，台湾正遭逢严重考验。当时台湾最严重的危机议题，同时分布在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民间（文化）社会。三个面向上的问题彼此纠结、互相影响，并且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互扣合。

全球化指涉世界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几项重大改变，例如资本国际流动，企业跨国生产、并购和策略联盟的大量增加等，所造成的国界消失现象。全球化“不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都被含括到一个全球结构的形态中，这使得不仅在政治上的主权有被侵蚀现象……文化上出现一个霸权与反霸权的对立状态”^[1]。

伴随全球化而生的就是“地方化”；因为全球化使得“地方”更被重视^[2]，这也造成地方政治组织在地方的行政范围内有机会对抗来自全球化的压力。美国社会学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认为，与地方社会最接近的地方政府，可以动员市民社会，在冲突过程中支持重新建构地域性意义的集体策略以重建地方社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的有活力作用者。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来自社区组织和市民的广泛参与。

台湾无法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台湾的地方也在全球化进程中面目模糊，地方特色和差异消失，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快速流动，人与地方的关系更为疏离。地方与人的关系，必须重新建立为一种“认同的共同体”，即地方成员因为对于地方的认同而结合，不是因为地域的划分或族群的身份。这种“认同的共同体”有可能在地域尺度上，以具有创意的公共政策或是区域发展计划，成为人民免于被全球资本主义牺牲的保护伞。社区总体营造的出现，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成为地方再造的手段，让民众在被全球化解构的地方之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

（二）台湾的危机经验：经济再结构和“国族”认同的分裂

整体而言，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生产资本所有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本地经济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结合。^[3]1960年，台湾在美援压力下，颁布《奖励外资条例》，美日资本大量流入台湾，推动台湾经济发展转型：由内向型转至外向型。在此过程中，不仅生产资本所有制由官营主流变成私营主流，同时意味着台湾经济进入“国际整合”（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之下的“庸属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经济学者陈玉玺指出，“庸属发展”下的被支配者，虽然工业制造能力提升、创造经济发展和繁荣，但也会带来分配不均、低工资、失业、城乡两极化、国际收支赤字等问题。针对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经验的研究指出，“附庸发展”牺牲了工农大众的利益，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并不会像西方一样带来民主化和自由化，反而出现政治独裁和镇压。台湾的经济发展过程，有相当程度的“附庸发展”特性，具体表现为农村资源被掏空、劳工权益丧失（例如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