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2年03月 |
2011年3月,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首都教育和先进的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同时,教育部与北京市政府签订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承诺到2015年明显缓解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1年7月,北京市与所属16区县正式签订了区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落实区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一年一度的“小升初”大战如火如荼,众多家长和学生为获得名校的教育机会全家总动员,夜以继日,忧心如焚。持续多年的择校热、考证热、奥数热,巨额的择校费、沉重的学业负担,成为北京市基础教育久治不愈的痼疾,也是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问题。
2011年4~8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通过与中小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领导、媒体的合作参与,开展深度访谈、调查研究、理论研讨,以及网上线下的问卷调查,撰写本研究报告,试图对此作出一些揭示和回答。同时,就治理“小升初”择校竞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供公众讨论和北京市主管部门参考。
一 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演变
回顾从1993年到2011年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演变可见,在这十几年间,北京市的“小升初”政策从《义务教育法》的立场逐渐退步,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被逐渐模糊。隐性和变相的考试已经压倒了免试入学,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成为正式制度。北京“小升初”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可大略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一)统一与特殊的并生(1993~1997年)
从1993年到1997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最大特点,是以减轻学生负担为目的,取消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强调各种竞赛成绩与升学脱钩,以及逐步缩小择优比例,最终实现免试就近入学的目标。同时,开放了择校的口子,但是政府严格控制择校的比例。可以说,统一与特殊并存的“小升初”政策初露端倪。
(二)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扩大(1998~2002年)
伴随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出现了公办初中招收“择校生”,高额收取“择校费”,写条子“择校”,一些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名校)合作招生形成“校中校”等破坏教育公平和免试就近入学的现象。由于高中实行“三限”的择校政策,初中“改制学校”允许择校,公办学校“以钱择校”得以合法化,渠道洞开。此举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选择性需求,同时极大地释放、刺激了家长的择校需求,大规模的择校竞争由此开始。
(三)政策软性和螺旋式循环(2003~2007年)
从2003年到2007年,北京市“小升初”逐渐形成包括划片就近入学、回户口所在地入学、进入寄宿校(班)、特色实验学校(班)入学、进入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和民办学校、特长生入学、特殊教育入学、企事业子弟学校入学、共建生入学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十余种方式。其中,特长生的比例为3%左右,比2001年的1%以内有所提高。
(四)放权与不公平的延展(2008~2011年)
为贯彻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的规定,北京市“小升初”政策制定和实施权下放到了区县,加剧了“小升初”政策的复杂化。虽然北京市教委出台的政策只有就近入学和特长生两种基本方式,但各个城区出台了多种入学方式。以2010年北京市8个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为例,可分为十多种(见表1)。
随着择校途径的增多,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日益减少,已经从起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
二 北京市“小升初”择校乱象
(一)几种主要的“小升初”渠道
1.“占坑班”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由于当时“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学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出现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目前,各个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是为“占坑班”。
表1 2010年北京市8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一览
“占坑班”已经形成服务于北京市“小升初”的庞大市场,被家长们分成了“金坑”、“银坑”、“土坑”和“粪坑”等不同类型。所谓“金坑”,是与最顶尖的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学校的知名度、录取力度次之。为了扩大被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