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组织化和仪式化，使学校不能有效地履行其教育职能，而且妨碍了真正的学习与教育。学校把儿童与生活的日常世界隔离了，把他们置入于原始的、离奇的学校环境之中，在那里生活世界被悬置了，教育好像是一个神奇的子宫，儿童在其中一学日一学年的成熟，直到有一天突然被置入成人的世界中。强迫性学校的存在，把社会和生活一分为二，某些时间、某些过程、某些职业是学术的和教学的，而另外的则不是，学校把社会实在给分裂了。教育成为超世界的学校的特权，而世界却是非教育性的。

〔美〕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

2011年8月，来自北京、浙江、广州、云南等地“在家上学”的举办者、研究者、家长和学生等在云南大理欢聚一堂，切磋交流，参加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苍山学堂承办的“在家上学”项目启动研讨会。《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李新玲的文章《“在家上学”逃离批量生产》。随后，各大新闻媒体又进行了跟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对“在家上学”的广泛关注。“在家上学”关注热的持续上升，反映出广大家长、教育工作者对学校教育的不满甚至失望，同时也反映出“在家上学”的生命力与合理性。

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又称为在家教育、家庭学校教育，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一些拥有较好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素质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认清了学校教育的程序化、机械化等弊端，同时出于宗教、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不愿再将孩子送入学校，从而选择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

一 我国“在家上学”实践扫描

（一）“在家上学”案例扫描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事例是我国实行“在家上学”最著名的案例。由于厌恶学校的“应试教育”对孩子的打击，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让生于1983年的儿子郑亚旗“在家上学”，自己教育儿子，给孩子自编教材。比如他把中国《刑法》的419项罪名编成了419个童话故事。郑亚旗3年就学完了中学六年的课程，从这所特殊的“学校”毕业。如今郑亚旗也是成功人士，开书店，办杂志，设讲堂，创立摄影工作室，做了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郑亚旗被北京史家小学聘为全校学生的“成长导师”。

袁小逸，女，1999年7月出生，5岁时便被媒体追捧为“神童”。迄今为止已在中央电视台做过3套专题节目，并被《人民日报》等几十家媒体广为报道，称她为“9岁小师爷”，11岁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私塾女孩袁小逸》，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袁小逸曾两度上学，但对学校生活严重不适应，从而走上了“在家上学”的道路。袁小逸的成就与其父亲袁鸿林密切相关。作为北大硕士、南开博士的袁父，潜心研究和实践早期教育，探索现代私塾，倡导个性化超前教育。他提出了“袁小逸模式”，10年完成基础教育，14岁就能上大学。袁鸿林被媒体称为“现代私塾第一人”，成为媒体和公众长期关注的争议性人物。

梧桐山村，坐落在深圳海拔最高的梧桐山脚下。这个一向安谧的小村落正悄悄地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私塾村”。梧桐山村的私塾，包括挂牌的鹿鸣学堂、梧桐书院等七八家，还有在家自行教育孩子的六七家。这里最大的一家私塾——鹿鸣学堂，学生人数已超过百人。最初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境界高尚的学问家，于是联手办私塾，共同教育孩子，后来孩子越来越多，规模也逐渐变大。这些私塾按照现行法律取得合法身份还存在很大困难，于是有的挂靠一些培训机构，有的依仗地方政府对国学传统教育的重视。深圳之所以出现了“私塾村”，是因为“深圳教育主管部门比较开明和宽容”。^[1]

2002年“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落户上海松江，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在家上学”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事件。“孟母堂”以《论语》、《孟子》等经书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背诵经典成为学生的头等功课。有学者指出：“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2]“孟母堂”的出现对于一些“另类”、有个性的孩子来说却是福音，他们不用“一想到还要上十多年的学，就背上冒冷汗”，也不会让家长感觉到“我的孩子好像被抛弃了，或越来越和我没感情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