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全球气候变暖的阴霾压境，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底落幕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无不展示了人类拯救地球的信念与行动，虽然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节能减排、低碳社会的理念已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随着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攸关人类生存的环境危机日益凸显，公民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提高。实现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公民社会，既是民众对国家的殷殷期盼，也是现代国家义不容辞的重责大任。国家为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通过采用预防性的行政规制手段、进行环境规划、设置行业准入门槛、制定碳排放标准、征收碳排放税等举措，使得国家职权产生扩张。因而，低碳社会的实践不能任意行事，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尤其要受到环境法制的调控与保障。

在全球变暖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压力下，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起航，在建构“两型”社会的千头万绪中，聚焦低碳社会这一相对具体的目标先行先试能起到提纲挈领的效果。低碳社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愿景，更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旨在从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新能源与再生能源投资，实现生产形态、社会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典范移转，从而全面减少人类的碳足迹。在全球为改善气候而努力合作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低碳社会的实现形式，尽管手段各异，奇招迭出，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走低碳发展之路，制度创新是关键，环境法制上的支持和保障更是重中之重。故而，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下，武汉城市圈应积极践行环保法制，明确政府、企业和公民三方的权责关系，以形成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公民社会，推动低碳社会从理念向行动的转换。本文拟探讨环境法制在武汉城市圈低碳社会建设中的影响和功能。

二 低碳社会理念与国家任务的变迁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已庄严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个承诺绘制了我国建立低碳社会的“路线图”和“硬指标”，同时也预示着国家任务的时代变迁，即发展低碳经济，维护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是现代政府所应担负的主要任务之一。下文拟从国家任务变迁的视角，探讨在低碳社会发展道路成为国家重要战略选择的时代背景下，国家环保义务的内涵、功能及怠于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

（一）国家任务和类型的变迁

不同的时代，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困境各有不同，社会问题的重心也有所推移，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与主要任务也随之改弦易辙。在行政法学上，将近代国家目的的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及三大类型，即从传统以维护国内和平秩序为主要目的的“警察国家”，历经近代以保障人民自由财产为重心的“法治国家”，至现代以实现社会正义为鹄的的“社会国家”或“给付国家”。^[1]1970年代以降，伴随着公害频发、自然环境破坏、物种灭绝的危机，环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人类关注的重心，“环境国家”的概念应运而生。所谓“环境国家”，意指环境保护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国家如果无法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将丧失其存在的正当性。^[2]“环境国家”也意味着在落实环境保护目标方面，国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就在宪法层次上明确了国家的环保义务，展示了国家运用公权力维护生态是一种公共利益和国家责任。

（二）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确立

1.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内涵

国家环保义务蕴涵丰富。首先，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究竟是基于人类生存的考量，抑或为保护环境而保护？学说上素有“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的争议。^[3]就认识论而言，环境只有在人类予以取用时才有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保护仍构筑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上。不过，人类必须合理利用环境，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如果人类对自然环境索取无度、恣意破坏，最终会遭到环境的报复，故笔者赞同“具有责任的人类中心主义论”的观点，即国家应确保“最低限度的生存环境”，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利益的保护，而应扩及自然生态的维护。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