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什么规律？卡尔多的典型化事实分析对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增长机制作了规律性的描述。而发展中国家则依赖于非均衡的结构转变，结构转变将有关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些方面包括农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结构转变、出口导向和城市化等，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结构转变重点。发展经济学家将这种结构转变的特征事实作了一系列的归纳，包括“恩格尔定律”，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库兹涅兹观察到的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和增长速度有着系统性的差别，人口转变（即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人口出现变化趋势，一系列因素导致人口增长加速，而后又使之减速），以及收入分配中的倒U型曲线和进出口战略中的“巴拉萨定律”等均是一种以结构变革为主导的非均衡增长。20世纪50年代的卡尔多典型化事实、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定律到现在又过了60年，经济学家开始归纳新的增长事实，“规模收益”递增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罗默，2009）。而发展中国家始终在沿着结构转变这一主题进行探索，资源配置机制和效率成为一国能否获取“赶超”的关键。^[1]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以当年价格计）上升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以当年价格计），按可比价格计算这3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9.797%。这一高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是中国资源配置机制转变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变革：20世纪80年代是农业部门的结构调整，农业和乡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90年代则开始转向以外资带动下的制造业发展为驱动力，出口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超过10%以上，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成为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轮驱动下，经济增长呈现加速态势，增长率超过了两位数。原因是，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率要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将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将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才能引起结构转变性的赶超，即走上所谓的非均衡加速道路。中国通过“低价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形成了巨大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工业产品的全球无疆界“规模”扩张，农村劳动力向着现代部门快速转移（课题组，2003，200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7.88个百分点，小幅上升到2008年的48.6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二产业所占GDP的比重接近一半，中国GDP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规模扩张，看来已难以为继，因为以全球为基础的工业化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探寻新的资源配置机制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革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题。其中，保持中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自然就成了核心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各种发展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提升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产业的效率，通过城市的“规模经济”推动城市的快速膨胀并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这一变动趋势已为经济学界观察到，并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许多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中国重振内需和结构转变的枢纽，也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现实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如果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城市化是高成本的（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这会损害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也会直接导致城市化本身的停顿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如何寻求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城市化的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题和本文的论题。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能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是城市产业有足够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又来自合理的收益率水平的保持（如成本控制、集聚效率等），城市化能够继续的条件是要素集聚产生的规模收益能抵消城市扩张产生的各类成本提高（如工资、房价上涨等）。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成本提高较快，城市化怎样才能可持续？本文将集中在中国城市化与产业效率的关联分析上，以初步探索保持城市化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机制。

本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城市化与产业演进的典型化事实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对产业竞争力与城市化的一个理论分析；第三部分对城市化和产业效率间的关系作实证分析；最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