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经济学热点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增长理论也在不断反思原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寻找适用于中国发展的积极增长路径，并深入讨论各种经济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中当之无愧的显学。本文将试图从多方面整理国内近年来的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以期从整体上把握国内学者在增长领域的研究动态，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我们在11个方面，整理相关文献，包括增长纯理论、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收敛性、外商直接投资、出口、金融发展、财政、城市化、制度以及环境等。

一 对中国增长模式的讨论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且出现了许多与传统理论相悖的增长现象，如何解释这些悖论，构造适用于中国自身经济增长的理论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重心。邹全胜（2006）基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性质的新假定，对如何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认为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一国通过要素的培育和提升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战明华、许月丽、宋洋（2006）针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一直呈现高投资、低消费但相对平稳增长这一有悖于标准理论的事实，在对Ramsey-cass-Koopmans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资本边际产出的非递减特征与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保证中国高投资、低消费条件下仍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两个必要条件，而更新改造投资、非国有与集体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政府的非消费性支出都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非递减的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从分析“干中学”的演进机制入手，得出了赶超型的供给曲线，然后针对“干中学”引起的套利型一哄而起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加以探讨，从理论和典型事实上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演进机制和技术要素组合方式。刘霞辉（2006）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工业革命理论及随后的进展进行了综述，认为工业革命理论研究试图统一人口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从全部路径来考虑一国的经济增长，及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对于中国的发展极具借鉴意义。郑超愚（2008）认为二元结构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具有类似AK模型的内生增长特征，在非边际收益递减的投资驱动下进行持久的资本深化。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部门分布的离散性是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正向相关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各经济部门的非平衡增长。李扬、殷剑峰、陈洪波（2007）认为，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造成中国经济“三高”的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这些因素并不能由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整。陈昆亭、周炎（2008）建立兼顾多种因素的一致理论模型，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认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形成大分流的基本原因，但单一因素不足以形成分流；文艺复兴激励重商主义的形成以及新大陆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巧合，使欧洲工业革命的初始条件变得成熟，并最终形成分流。王永中（2008）在引入软预算约束的货币增长动态均衡模型的框架下，从长期和制度的角度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演变轨迹，分析预算约束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转换，揭示了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及其引发的信贷政策的松紧变换，是导致经济频繁出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周期变动的原因。

1990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逐步升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中国未来的增长路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人对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表示担忧，认为过去20多年，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题，但是以高成本为代价的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持续性如何，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由工业化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由低价工业化到高价城市化的转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资金流程与资本形成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引起近年来中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