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结构问题对理论和现实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9.7%，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业结构、消费和投资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不合理现象变得越发突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趋严重，追求经济高增长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发生了冲突。这些问题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巨大挑战。特别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增长速度减缓，影响到民生、就业和谐社会建设。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了保障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决策。

保增长是政府在生产领域的目标，保民生是政府与社会福利领域的目标，扩内需、调结构既是保增长的手段，也是保民生的手段。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性和实证分析层面，缺乏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因此，我国保增长、保民生的目标和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是不很清楚的。

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之所以没有在经济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现有的理论框架的局限性。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完备性、代表性消费者和代表性厂商假设的基础上把消费者和生产者看成是同质的。在同质性代理人假设下，宏观经济的产出和消费完全由代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来决定，这样就把一个宏观问题简化为一个微观问题。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忽视了宏观和微观行为的差别，回避了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扮演的角色。第二，现有研究方法的落后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初期（1990年前后），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方法处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这样复杂的关系。目前，虽然处理动态结构优化的数理方法已经出现，但没有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理论方法和实际运用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第三，经济学家在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论与人际效用可比性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限制了先进方法的应用范围。

二 对新古典理论框架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29年大萧条之后以《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Keynes，1936）诞生了。1929年大萧条表明市场是不完善的，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大萧条的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而政府支出可以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可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他们的观点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哈罗德和多玛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Sir Roy F.Harrod，1939；Evsey Domar；1946）在资本产出率为外生给定的假设下，尝试将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长期化，获得了“哈罗德—多玛模型”。但是，该模型存在所谓的“刀刃”问题，意味着长期稳态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与卡尔多（Kaldor，1961）发现的经济增长的6个程式化事实矛盾。

1956年索洛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利用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进步和储蓄率外生的条件下，建立了“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的主要贡献是将哈罗德—多玛模型中的资本产出率内生化，获得了长期稳态解，并回答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在索洛—斯旺模型中，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必须依靠外生的技术进步和正的人口增长率。另外，索洛—斯旺模型揭示的趋同现象（即从短期看穷国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富国，从长期看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趋同的）与现实不符。另外，索洛—斯旺模型假设储蓄率不受消费者跨时期最优化行为变化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

为克服索洛模型的缺陷，堪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把拉姆齐（Ramsey，1928）曾经使用的最优化方法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来，完善了新古典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储蓄率内生化问题。但是，在随后的20年之内，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沉寂时期，留下的两大问题，即技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