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经济增长与推动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不变之主题：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部经济工作要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了经济要从粗放经营逐步转上集约经营的轨道；十四大强调了在经济增长中提高科技含量，促进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十四大后，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基础性地位的发展阶段，此前“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也随之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取代，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思路。此后，发展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时代主题，十五大即强调了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

明确的思路与要求并不意味着实践的顺利与满意，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了近10年时间，但粗放增长仍大行其道，带来了经济结构扭曲、产能过剩、资源制约、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形成严峻挑战。为此，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既表明单纯强调前者效果不彰，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矛盾。针对这一矛盾，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要求，至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遂成为当前指导经济工作的圭臬。

由上可见，自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央经济工作的精神历经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六个转变，其中从“经营”到“增长”体现了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从“增长”到“发展”突出了经济运行质的要求。与先前不同的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领全局，强调了“两手抓”的要求，即“保增长、调结构”。

虽然中央在指导与调控经济运行方面的认知不断深化，但“知行”难以“合一”。多年来经济粗放型高增长虽取得辉煌成就，结构性矛盾却积重难返；市场化改革虽不断完善，改革的瓶颈——政府转型却难以突破。如此，在实践中正视与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政府行为模式改革的路径，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二 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

从发展经济学观点来看，“增长”与“发展”的内涵迥然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通常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两种，着重促进供给，表现为总量的增加；经济发展在强调物质量增的同时，也强调人民生活改善、全社会福利完善及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连接两者的枢纽是经济结构，因此，经济发展是经济集约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的总和。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物质基础、前提条件和基本动力，经济不增长则经济发展无从谈起；若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扭曲、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福利受损，就不是经济发展，即为“无发展的增长”。^[1]

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部分的构成，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原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生产总过程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这四个环节虽各有特殊的作用和内容，相互之间存在联系与制约的辩证关系，但生产环节则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在经济结构体系中，体现生产环节的产业结构也必然居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结构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增长是否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首先就表现为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十七大报告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行提出，即充分体现了产业结构的重要地位。因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继而将决定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乃至需求结构是否合理，而这一系列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决定了经济结构是否优化，也决定了失业率、社会群体贫富分化与生活水平差异的合理范围。若差异过大，易造成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引发社会动荡，不仅阻碍经济步入发展轨道，而且也将妨碍全社会的发展进步。

显然，强调发展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