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向着国际中高收入水平发展，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普遍提高。从国际经验看，迈向中高收入体系后既面临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若发展战略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将面临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的风险，从而使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徘徊期。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赶超，形成了政府积极动员资源、企业低成本竞争、政企相互促进的一个独特的工业化道路，极大地将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取得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激励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然而这一增长机制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加速，逐步受到强烈的挑战。要素价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竞争的工业化机制不可持续的特性凸显出来。从国际经验看，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阶段成长为中等收入阶段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因此，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体制机制要从追求“快”的规模扩张，转到自主创新、建立增长分享、友好环境的和谐体系的“好”目标，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机制，稳速增效。

一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

1.从结构失衡转向增长的均衡性与持续性

中国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既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也带来了结构压力、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恶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加大。因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保持未来经济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国内改革开放后长期忽视的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问题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外部冲击、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压力等都会越来越大地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需要加快空间配置、结构和机制转换，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保证高增长。

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超过GDP相当时期的发达国家和现在可比的任何国家水平，但城市化则系统地低于可比的同类国家水平，提升空间集聚水平，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以此带动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仍有很大的余地。“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社会和生态的空间平衡成为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会有效地约束着中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

“十一五”规划已经为空间平衡、结构和机制转换奠定了基础，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服务业提升，创新投入和生态资源指标都旨在通过目标牵引来转变发展模式。由于强烈的外部冲击，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不断被挑战，使得发展模式转变举步维艰，迫使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更要加大发展模式的转换力度，以空间集聚和产业结构优化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2.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到更加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积极发挥市场基础配置资源作用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很多层次的体制矛盾也突出出来，市场作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始终没有理顺，要素价格扭曲，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激励了低成本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而行业准入和垄断问题也困扰着市场机制的发挥，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而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严重，导致了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扩大，并影响着要素的流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加快，特别是2008年底中国成功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政府充分地发挥了反危机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复苏，“十二五”期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政府逐步从反危机中退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经济更具有弹性，为政策运用提供体制空间，面对新形势新阶段，只有开展更为丰富的体制创新活动，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

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最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转型力度，只有政府转型成功才能理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摩擦，也才能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体制未理顺，管理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