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发展中为何前慢后快

武汉环保产业的发展与全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大体相似，它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前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工业化将导致环境污染，之相对应的治理污染所必不可少的环保产业应运而生。由于我国工业化之初的生产力有限，污染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大多在生态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加之长期在“温饱线”之上下生活的中国公民对环境要求不高。所以，1980～1997年，武汉环保产业产值在3亿～4亿元上下徘徊，发展并不明显。到1997年，武汉市环保企、事业单位125个，从业人数4万多人，年总产值4亿多元，人均年产值1万元左右，从业人员中技术人员比例不到3%。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大武汉，环保产业产值只有江苏省一个县级市（宜兴）的1/6。

环境保护从大框架划分来看，应该属于经济领域范围，所以，它也摆脱不了经济发展的属性和规律，而这一点在我国工业化起步之初，不被多数人认识。而是把环境污染政治化，甚至有姓“资”姓“社”的疑惑。本应被认识的“环境污染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加重，也将伴随着科学进步而被征服”的观点，没有及时被我国上下接受。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受当时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所局限。

据对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先发展的国家所走过的路进行研究发现，当这些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国民对环境保护开始提出要求；GDP超过2000美元时，这一要求增强；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对环境保护要求增强明显，在这一阶段，相伴而生的环保产业也随之相应发展。

1979～1998年正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除沿海地区之外，污染、生态、发展相对稳定，所以环保产业也只能“缓慢前行”。据我国第一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教授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试图提高对保护环境的投入，但在20年时间内，对环保的投入大体占全国GDP的0.5%～0.8%，始终没有能突破1%。加之对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制约的法律、法规也十分薄弱。这大概就是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之初的前20年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

当我国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加之我国改革开放大幅度展开，1998年之后，我国又加入了WTO，世界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大量进入，国际贸易的产品加工量大幅度增加，我国一时间变成了“世界加工厂”，资源和能源消耗激增，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工业污染和能源危机也随之转嫁到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来势凶猛！水、气、渣、声、光、磁、辐射多种污染来势越来越紧迫，与我国GDP总值由改革之初十分可怜的份额（直到2007年接近25万亿元）有着直接关联。我国人均GDP由100多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000多美元以上，人民生活由“饥饿型”到“温饱型”，东部沿海不少地区甚至越过“小康型”，我们用30年走完了欧美近百年工业化走过的路，所以环境及生态的负担付出也十分沉重。我国政府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公民对环境和生态的要求，逐年加大了对保护环境的投入。近十年，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与之相对应的环保及环境友好产业也由几百亿元，增长到3000亿～4000亿元，因之，武汉这一产业十年里也由总产值4亿多元，猛增到200多亿元，增长了50多倍。一支由“校办工厂”、“社队企业”、“街办工业”演变而来的武汉环保产业队伍，一改已往“弱、小、穷”的落后面貌，与钢铁、汽车、烟草、光电成为全市五大支柱产业之一。一批像“百亿凯迪”和实力强劲的都市环保公司和天澄环保公司；拥有知识产权的“科梦除氨”；在循环经济中抢占市场先机的烁森生物公司和重德冶金渣公司及绿色冶金渣公司；跻身全国仪表行业前列的天虹仪表公司；在新材料领域领先全国的华丽环保公司等“实力派”环保企业，支撑了武汉环保产业，领先于全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

武汉环保产业30年的发展之路，清楚地描绘了一条与经济发展和环保产业相关性高度相似的几条曲线。十年来寻找机遇、发展自己的主要做法如下：一是直面市场风浪，全力打造武汉环保及环境友好产业舰队，有敢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勇气；二是解决经济发展急需，让产业发展的点子，符合国家经济发展与环保事业的路子；三是看清全球态势，瞄准那些发达国家没有干，发展中国家干不了的技术，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四是分析国情，贴近国计民生，自我加压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