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年02月 |
一 社会组织发展与公共服务政府改革
上海在社区公益金资助机制方面的探索创新,实际上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公益性社区服务的一个重要创新。在理论层面,这一探索为公共服务政府改革寻找到新的路径,即政府通过社会投资的方式,购买公共服务产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培育更多、更好地担当政府职能转移的适格主体,逐步提升公共服务政府推进的可行性、实效性。
所谓公共服务,主要是指由法律授权的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有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职能。其中,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主导者。这一界定基于我们对现代社会“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主体及其运作机制和功能定位的共识(见图1):在国家层面,强调提供公共物品,利用强制机制,通过委托治理;在市场层面,强调提供私人物品,利用价格机制,通过交换治理;而在社会层面,强调提供集体物品,利用互惠机制,实现自主治理。
图1 现代社会三元主体及其运作机制和功能定位
理论上,在社会领域与国家领域以及社会领域与市场领域交叠的空间,社会组织都得以存在。学术界对处于交叠空间中的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发展将产生的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期待。如美国学者帕特南认为,现代社会文明应该是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者共同发展的结果,在非政府组织活跃的社会中,国家和市场都会更有效地运转。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各种危机及其压力越来越大,国家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具有的各种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因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近年来都对社会组织在解决各类经济社会问题方面的独特作用和巨大潜力,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对各国政府来说,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通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有效化解各种危机与压力,已经成为共同任务。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原来几乎以国家为唯一控制主体的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化,逐步形成了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领域并存、成长、互动的新格局。与之伴随的是,存在于三者交叠之间的社会组织在中国近年来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治理格局的转变,逐步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型,即从以经济职能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以社会职能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的成长,既是动力,也是基础。作为动力,社会组织的成长为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型提供了可能;作为基础,社会组织的成长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运行提供了有效支撑。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主要围绕着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展开,直接承担着提供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的公共物品的使命。这与直接关注和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经济建设型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政府通过其自身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创造和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创造可以由政府单独进行,同时,也可以由政府联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进行。政府不论怎么强大,相对于不断扩展的公共服务、公共治理需求来说,其实力和能力都必然是有限的。所以,政府要真正提高其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能力,除了尽可能地提升自己外,还必须借助市场与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以及内在的社会功能,决定了任何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都必须科学、有效地吸纳、整合社会组织的力量。
二 上海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和挑战与公益金资助机制创新
1.上海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为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和活动空间,人民群众的结社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组织数量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981年上海共有各类社团633个,到1989年猛增至4300个;1990年底以后社团经历了三次清理整顿,数量一度出现负增长,1999年全市社团数量下降为2636个。2000年以后,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转型,而社会结构变迁又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包括社团、行业协会和社区志愿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类型民间组织不断趋于活跃。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