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源财税政策促进我国能源产业转型

（一）两大压力促能源结构调整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我国首次正式公布节能减排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中“十一五”期间完成单位GDP能耗相对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1.经济高增长带来的能源压力

回顾“十一五”五年的经济发展，总量一直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长11.2%，财政收入从3.16万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

经济持续高增长带来的能源压力十分明显，中国已跻身于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之列。到“十一五”末，通过包括关停小火电、淘汰落后产能、拉闸限电等各种手段终于勉强完成了节能减排的任务，五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14.29%。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

“十二五”规划出台，目标和任务变化显著。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下降至年均增长7%，按2010年价格计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55万亿元，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成为主攻方向。

能源战略方面，纲要原则为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约束性目标包括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减少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减少10%。尽管数字上比“十一五”要低，但实际难度更大，此前采用的一些较为初级的手段的效果将逐步递减，未来将主要依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2.石油、煤炭价格攀升

石油和煤炭价格持续攀升也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使全球能源安全的问题凸显。如今影响能源安全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石油供需关系、恐怖袭击威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油国局势不稳、重大自然灾害都牵动能源供应和价格的敏感神经。同时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公开信息，“十二五”期间的煤炭总量控制预期增强，规模可能会限制在38亿～40亿吨左右。在此背景下，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应借势提速。

截至2010年底，火力发电在总装机量中仍占主导地位（见图1）。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合计占26.6%，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累计发电量7862亿千瓦时，按发电煤耗折算约合2.63亿吨标准煤（见图2）。2010年，全国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3641亿元，非化石能源建设投资占电源建设总投资的比重达到63.5%。

图1 2010年末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结构

图2 2010年末我国发电量结构

（二）我国设定三层能源战略规划

我国的国家能源战略体系设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能源战略，设计到2050年我国能源发展的框架和总体思路；二是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规划到2030年的能源产业重点布局；三是能源“十二五”规划，以未来五年能源发展的重点项目为主。

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多数行业沿用的仍是“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的线性经济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趋于恶化。在持续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高能耗、高物耗和对环境的高损害。据2004年瑞士洛桑学院《全球竞争力年鉴》显示，中国竞争力有所上升，2000年以来，国内的国际竞争力一直在第24位到第26位之间徘徊，2003年一度降至第29位。2004年的排名是第24位，比上年提高5位。但竞争力主要在于GDP的增长，其他结构性的指标并没有多大改善，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中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在2003年，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否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调查指标中，中国排名第27位，但到了2004年，排名下降到第59位。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对能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2003～2006年，各地相继出现的“电荒”，高耗能的建材行业高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走的不是节能型发展模式。目前，国内每创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约为美国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