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在推动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推动城镇化模式转型，走民生型城镇化道路，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一 中国传统城镇化模式及其弊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种典型的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城镇发展的典型路径是：大量投资进入，创造了为数众多的就业岗位，吸引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进入；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结合，推动生产力迅猛扩张，城镇规模快速膨胀。

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城镇的快速集聚，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然而，传统城镇化追求的是增长、扩张和城镇面貌的尽快变化，于是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行其道，浪费了财力、物力，挤压了民生资金投入，造成城镇“千城一面”，以及对地方特色、历史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的破坏。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农民工融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拆迁问题、城镇体系不合理问题等。

1.农民工融入问题

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11年3月出版的《红旗文稿》报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2009年达1972万人，而北京市户籍人口为1200多万人，即新移民达700多万人；据2011年4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截至2010年底，上海常住人口为2220.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412.32万人，来沪半年以上流动人口总数达829.8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37.37%；来自新华网2011年3月23日的消息称，广州市目前实际人口超过1400万，其中户籍人口794.6万，登记的流动人口为634.7万；据《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10日报道，截至2010年末，深圳市实际管辖人口超过1300万，户籍人口总量为259.4万，即非户籍人口达1040万人。综合前述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非户籍人口即达3200多万人。^[1]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这些城市新移民虽然已经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因没有所在城市户籍均不能或不完全享受市民待遇。

无疑，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凝聚了农民工的心血与汗水。但中国城乡人口转移没能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职业转变（非农化）和地域转移（城镇化）的同步，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一直处于底层，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风险大，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居住条件差，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受社会尊重程度不高。农民工在推动城市进步和繁荣的同时，也对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2.失地农民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城郊农地被征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约有300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失地农民达4000万～5000万人。

目前中国的农民失地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农转非速度太快，土地征占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失地农民群体越来越大。二是对失地农民补偿太低，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尽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失地后得到的补偿也比较高，但有关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三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再就业困难，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被上楼”后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沦为“四无”（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农民。多数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比较困难，且并未完全离开原居住地。一方面，他们从劳动者身份看还是农民，但享受不了国家的惠农补贴。另一方面，他们虽然解决了城镇户口，但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不强。近年来，各地政府虽然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但因保障度低、救助面小、补助额少，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低质化的困难局面。

3.拆迁问题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拆大建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城市拆迁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城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