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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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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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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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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社会治安环境与公众安全感

    作者:梁乃文 出版时间:2010年04月
    摘要:本篇首先介绍了公众安全感的概念,并对影响因素分析,然后对公众安全感指标体系建立及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公众安全感的对策与建议。

    2008年是公共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一年。年初,百年一遇的冰灾笼罩南方各省;年中,四川等地地震震撼全国;年底,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波及千家万户。面对如此多的突发事件,社会公众信心如何?从2008年年初至年底,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多次开展社情民意调查,累计调查成功的样本66400个。调查显示:面对冰灾,86.4%的社会公众对湖南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战胜冰灾、搞好生产“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在金融危机面前,93.7%的社会公众对中国成功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充满信心。温家宝总理指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社会公众的信心是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在公共安全出现大危机的过程中,湖南社会公众为什么仍信心十足呢?在众多因素中,社会治安环境与公众安全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治安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公众安全感的高低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思想意识、日常行为、生活质量和对未来的信心。那么,什么是公众安全感?它与社会治安环境有何关联?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一 公众安全感的概念与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国家对公众安全感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并将之提到社会日常管理工作中来。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公众安全感”的概念,认为它是评价社会治安环境和警察工作的评判标准。

    在我国,长期以来是以犯罪数量的增减变化这一客观指标为唯一标准来评判治安环境的好坏,这一观点直到现在还在影响或左右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一个国家或地区犯罪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社会治安秩序的好坏,犯罪率高的社会未必肯定就是治安秩序差的社会。例如,新加坡是世界公认的“治安先进”国家,但若从犯罪率来看,其数值比我国最高年份的犯罪率都要高出2~3倍。1978年我国刑事犯罪立案50多万起,2003年为439万起,增加了近8倍,而公众的安全感却在提高。2003年全国刑事立案率高于2002年,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除外)安全感的调查结果,公众安全感却高于上年7.1个百分点。

    近年来,长沙市雨花区的刑事案发率相对长沙市其他城区来讲高一点,而该区公众的安全感及公众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却在不断提高,2006年上半年雨花区在全省排第87名,而2008年下半年一跃成为全省第一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2008年命案15起,是近10年来命案件数最高的一年。然而,当地政府在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提高破案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增加政法工作的透明度,加大公众的参与权,结果2008年下半年,公众安全感及政法队伍建设公众评价综合得分在全省排第5位,是历次评比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与2007年下半年同比进步60位。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其治安环境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犯罪的破坏力,社会控制与治理犯罪的能力往往更为重要,更能起决定因素,更能占主导地位。

    中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公众安全感这一主观指标才被作为评价治安秩序的重要指标。1988年,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进行了“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的专题探讨,正式把公众安全感纳入理论研究范畴,并出版了专著《你感觉安全吗?——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1991年出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公众安全感是衡量社会运行机制、评价社会治安状况、反映人民生活安定程度的重要标志。

    公众安全感是公众对社会安全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众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被保护程度的综合心态反应,也表示公众对社会治安环境的认知,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水平。

    公众安全感是人们通过感官对社会安全与否的整体反应,它是评价治安环境的核心指标,是影响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众安全感代表社会公众的群体意识,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和可比性强的特点。公众安全感是反映社会治安环境优劣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它不仅受到犯罪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治安管理秩序和治安救助因素的影响,比过去单一用违法犯罪案件升降变化评价治安环境更具真实性和代表性。公众安全感比用违法犯罪案件数测评治安环境的可靠性更强。

    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