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建区十载的时刻，以宏观的视野，观察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个十年的施政，从中取得特别行政区草创时期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对于特别行政区未来可持续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异常重要、独一无二的意义。

特别行政区政府从1999年12月20日成立之日起，即以制宪的精神，依基本法履行自身的使命。十年来，澳门成功保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澳门人成功实行了高度的自我管治，并在这个基础上，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回归之前低迷的经济，以及恶化的治安），取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不同程度的繁荣、发展和进步。这一成就，是经过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全澳市民的共同努力，确保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的正确、恰当和顺利，才能取得的，也是澳门本身的运数——各种已知和未知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成就，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亦是澳门社会基本的感受和认知，即便个人际遇的千差万别，也难以轻言否定。

十年来，特别行政区政府贯彻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实行行政主导，向立法会负责，接受立法会的监督，尊重、维护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根据基本法规定的日程，实现了经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席，特别是直选议席的增加，使议会政治达致进一步的民主化。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开放、关切的态度和举措，面对社会诉求，疏导矛盾，并结合致力维持法纪，打击犯罪，改善治安，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通过行政和法律改革，并结合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优化政府服务的角色与功能，使公共行政的效率和质量，比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前有了一定的提升。公共生活中的“黑钱”文化，有所消退。廉政工作和审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实现了政府的自我监督。和各界团体、传媒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增加政府施政的透明度，扩大政策咨询的社会参与平台，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特别行政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今天，特别行政区正在逐步发展出一个以行政主导为基础，兼具开放型、参与型的责任政府，使施政体现澳人治澳的政治本质，体现爱国爱澳的社会情怀。

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年以来，民意的能量获得巨大释放，各种社会诉求高调呈现，传媒和街头分别成为诉求的两大载体。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基本法，对诉求做出了应有的尊重和善意的响应，对一些比较激烈的诉求，也保持了必需的包容和自我克制。特别行政区政府这些恰当的做法，既鼓励民间不同声音的继续表达，又间接促进诉求趋向于秩序化、和谐化，从而在各种诉求有增无减的今天，回归初期一些较为轰动的诉求现象，反而基本已不复见。这种情况带出一个深层次的民主经验，即在行政主导下，通过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民主发展、社会繁荣和政治稳定，可以并行不悖。

必须提到，澳门一直存在着具备稳定社会支持的民主力量，它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发挥了其他力量无法代替的、独特的监督功能，政府在响应这一监督的过程中，和民主力量形成一种有建设性的博弈关系，从而创造出“点到即止”的理性和包容的政治氛围，既让民主力量的犀利发言成为政府改善施政的重要舆论资源，又小心地保护政治和谐不遭受太大的冲击。这一点，不啻是“一国两制”之下特别行政区十年政治之一大特色，亦是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艺术之一大体现。

在特别行政区十年的发展历程上，先后遭逢经济低迷、SARS、经济社会高速转型、重大贪污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紧密合作，对治挑战，并从中做出整治，化危为机，再次出发，实现特别行政区更大的发展与成功，成为特别行政区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

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推进各项施政工作的同时，在优先完成迫切的施政任务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有关的施政成果，对澳门历史积累下来的社会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做出了初步的对治。主要采取发展新事物的策略，以及从矛盾的外部配置渐进的化解因素，使矛盾有所松动的策略，既对矛盾给予一定的抑制，又避免在过程中激化矛盾，或衍生出新的矛盾，使社会能在深层次矛盾存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相对的和谐稳定。澳门深层次矛盾之所以难解决，在于各种巨大的既得利益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度太大，投鼠忌器，回旋余地不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