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取得了成效，“保八”目标实现。同时，在国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下，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显现，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挑战，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产能过剩情况突出，加上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使2010年我国经济成为最复杂的一年。

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GDP增长）逐季趋缓，“前高后低”明显，这既有2009年增长基数的原因，更主要的是2010年宏观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达到了经济调控预期要求的目标，取得了成功。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向趋稳的方向转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三大政策手段的出台，即房地产政策、地方融资平台整顿、限制过剩产能和限制高能耗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和三大政策手段的配合使用，起到了较好的调控作用。在此基础上对2011年的经济政策做出正确选择至关重要。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面启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提出多年，而进展不尽如人意，使得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经济不协调、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技术进步动力与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间不协调、土地稀缺与利用效率不协调等问题矛盾日益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十二五”时期应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贯彻期，这是新五年最本质的要求。因此，2011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全面启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课题分析了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体制性矛盾，发现“每个问题都不是由某个单一的体制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多个体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一种体制性因素，也不是仅构成一个发展方式问题的原因，而是构成多个问题的原因”，所以说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有坚定的战略和成体系的举措。

要针对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体制性缺陷，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经济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经济发展和城乡统筹、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等各种关系做系统的安排。

土地成为传统增长模式的发动机：以低价土地支持高速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发展，以城市外延扩张来推动快速城市化。如1996～2007年，中国城市建成面积年均增长5.2%，城市人口年均增长4.7%，两者相差0.5个百分点（已经包括2亿农民工）。卖地机制成为维系传统增长模式的工具。预算内收入依赖与城市扩张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的增长；土地出让成为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投入转向依赖技术创新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上述论述意味着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改变中国土地权利二元、政府垄断和非市场配置的状况，这是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尽管有难度，但要着手推动，使其成为全面推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组成部分。

二 积极财政政策要重视结构

从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看，2010年财政对应急情况的处理、对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对基础设施建设连续性的保证、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满足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要求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和防泡沫、抑通胀之间取得平衡，因此，选择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从2011年的经济发展需要看，积极财政政策要重视支出结构把握，要根据经济增速和通胀压力等情况适时调整支出结构，视地方融资平台整顿影响，给地方政府以财政支持（可以是财政借贷），以加速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财政政策要在低碳、节能、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给予支持。要实现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需要政府和市场（企业）的共同努力，而这方面政府的支出是相当可观的。

2010年，在非国有经济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政府投资和国有单位投资增速下降幅度较大。2011年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保持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中适宜项目的连续性和适度规模是必要的。要以“十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