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2010年中国就业增长强劲，并呈现诸多新特点，最引人注目的包括春节以后普遍而持续的“民工荒”、劳资冲突频繁发生、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上涨，以及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对于此类现象，投资者、企业、地方政府和学术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解释。其中，关于中国劳动力是否出现真实的短缺，认识上固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但是，从政策的角度也许暂时不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不管怎么说，劳动力供大于求也好，供不应求也好，高度关注就业、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这个政策结论仍然是共识。并且，笔者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争论了这个问题（蔡昉，2010a）。所以，我们集中讨论其他两个问题。

关于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令人惊讶地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投资经济学家惊呼“工资侵蚀利润”，甚至有人把一些跨国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大幅度跌落，也归咎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与此相应，的确出现了一些把企业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或者中国的发展中邻国转移的趋向。另一方面，仍然有学者否认农民工工资的实质性上涨，认为仅仅是人力资本回报提高造成工资有所上涨，而并未发现因劳动力供求关系引起的工资全面提高。换句话说，后一观点认为前一看法是杞人忧天。那么很显然，国内和跨国投资者的资本转移行为无疑要被看做过度反应。

关于劳资冲突的多发现象，有人认为是因为劳动者状况恶化造成的，尤其是以富士康职工的激烈行为以及相关舆论为代表。有人则否认这种说法，认为劳工待遇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但是，由此又冒出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日趋增加的劳动争议和劳资冲突，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过度规制造成的，甚至把问题归咎于《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因此，这派观点建议政府不要倡导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及类似的劳资协商平台，以免引火烧身。

中国劳动力市场现象的丰富多彩、变化纷呈固然让人印象深刻，关于这些现象的解释更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分别对政策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虽然学术界的任何一种意见，哪怕在实践上看是诡秘离奇的观点，都有其富有启发的一面。但是，在一定时期，事实却是唯一的，因此，正确的形势判断对于政策选择十分重要，错误的认识如果产生了政策影响力，则可能贻害无穷。本文尝试对劳动力市场新格局进行一个符合事实的概括，借助相关理论框架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现象做出具有一致性的解释，并相应提出政策建议。

二 就业矛盾从数量主导型向结构主导型转变

在2003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受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制度的影响，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企业冗员，劳动力大于需求是一种常态。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顺应了农业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

与此同时，像许多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伴随着急剧的人口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逐渐减速，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如在2004～2011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胡英，2009）。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成为2004年以来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变化，则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从作为劳动者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年龄提高并不产生任何突出的问题。但是，由于劳动力外出就业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通常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外出的动力和能力相应减弱，外出的概率会降低（都阳、王美艳，2010）。

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就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我们把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新增量作为劳动力供给，把城镇就业增量作为劳动力需求，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劳动力供求新格局（见图1）。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