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汉的战略支点地位

（一）国家全局功能分工的科学定位

武汉成为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封的，是国家全局功能分工的科学定位，是国家战略的理性选择。中国幅员辽阔，最终中华民族的整体崛起，必然要有中部的整体崛起；中国中部的整体崛起，必须要有一个战略支点；中国中部最大，整体综合实力最强（见表1）、集聚辐射影响力最广的特大城市武汉，自然承担起了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的使命。

表1 中部六大省会城市主要经济指标

国家近年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导引不同区域错位发展、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互动协调，区域功能分工逐渐清晰。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批复了多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仅2009年一年批复的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就达十余个，数量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包括海峡西岸、关中-天水、横琴岛、辽宁沿海、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鄱阳湖、海南国际旅游岛等。2010年又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规划，新疆、西藏振兴规划也已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家的区域战略从东部到中西部，从沿海到沿边，从沿海沿边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

国家从国家战略层面给不同区域的功能作出了战略定位。国家要求滨海西区辐射东北亚，要求防城北海辐射东南亚，要求海西超越台湾地区，要求新疆富边稳疆辐射中亚，要求皖江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探路，要求横琴拓展澳门的发展空间，要求成渝试验城乡一体示范。

武汉的国家定位、武汉的国家功能分工就是温家宝总理2009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讲的：“武汉是中部地区的龙头城市、重要的中心城市，相信武汉市会利用好现有优势，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这不只是总理的嘱托，也是国家战略。

（二）中国近代史凸显了武汉的战略支点地位

千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在长安、咸阳、洛阳、开封。南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方逐渐南移。“宋室南渡”客观上带动了长江流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真正凸显是近代的事，随着帝国列强入侵、张之洞洋务和新政的实行，中国开始涌动近代工业革命，中国被迫开放开埠，汉口成为重要的开埠口岸。因此才造就了武汉在19世纪初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110万），因此才造就了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摇篮，当时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丝麻四局、京汉铁路、民生公司、江海航运，使武汉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全国第二大近代工商业中心。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第一个共和政府建都武汉，这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积淀的必然结果。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把武汉喻为“东方芝加哥”，要把武汉建成如“纽约、伦敦之大”，也可见武汉战略支点的位置。抗战时期的大武汉保卫战又在军事层面显露了武汉的战略支点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曾是中央直辖市。新中国开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时特别重视武汉，兴建了一批“武字头”央企。中国的近代史页页都凸显了武汉的战略支点地位。

（三）武汉的五大优势

温家宝总理曾准确描述了武汉的五大优势：区位优越、工业基础好、交通枢纽、商贸中心、科教实力强。

1.区位优越

区位是历史的、固定的、不变的、不可替代的、长期起作用的发展因素。中国人崇尚“中”，视中为天元之位。武汉人常说“九省通衢，得‘中’独厚”，区位居中，可承东启西，可南北交汇。后来人们慢慢发现：在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许多地区都实现了九省、十省、十国通衢；在沿海拥有开放优势的背景下，得中不优，反而成了“得中独忧”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一是交通无论多么进步，交通便捷程度总是有差异的，每个地方的交通在改善，武汉交通的改善进步更大。网络的“微交通”越改善，在武汉大交通辐射范围内的小交通就越改善，武汉枢纽交通的功能作用更凸显，而不是弱化。在高度、全面、深度开放的背景下，在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日益依赖内需维持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得‘中’独厚”的作用定会日益强化。

2.工业基础好

武汉的工业基础是张之洞时代奠定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夯实的，改革开放助推发展的。2008年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