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观察分类

国际上鲜见明确以“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建设目标的城市，即使以“文化大都市”作为建设目标的也不多^[1]。对文化大都市的观察和研究分散于“创意城市”、“都市文化”、“全球城市的文化维度”、“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等研究领域，存在于城市排名评价、城市战略报告等之中，因而可以操作性地圈定实际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观察和分类对象。

（一）观察对象选择

基于经验筛选^[2]和MAX算子^[3]的逻辑，在不考虑中国内地城市的情况下，选定35个城市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观察和分类研究对象^[4]。这些对象城市除了无争议的4个国际文化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之外，还包括：

（1）亚洲：首尔、台北、香港、新加坡、孟买、迪拜、曼谷

（2）欧洲：巴塞罗那、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维也纳、布鲁塞尔、柏林、阿姆斯特丹、雅典、圣彼得堡、莫斯科、伊斯坦布尔

（3）南美洲：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

（4）北美洲：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多伦多、蒙特利尔

（5）大洋洲：悉尼

（6）非洲：约翰内斯堡、开罗

（二）分类依据

对上述35个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分类研究主要基于四个有递进关系的依据，即主要由影响范围决定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空间，主要由经济主维度决定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体量，主要由历史影响持续性决定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轨迹，以及主要由社会选择决定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意志，分别涉及空间、经济、历史和举措四个方面。

1.发展空间之辐射范围

一个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空间，基本取决于它单向辐射的地域经济体规模，由于辐射影响往往呈现渐变，所以辐射区域也因影响程度不同而可分为四类，即主影响区域、副影响区域、弱影响区域和微影响区域。以首尔为例，首尔大都市区域人口约2300万，占韩国人口的近一半，其主影响区域为韩国整体，发展空间受韩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消费及参与水平的直接影响，副影响区域为中国、日本和东南亚，文化跨度较小，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传播力；弱影响区域为美国等具有较强经济联系、文化单向跨度较大的地区；其他为微影响地区。这样的四个层次和每个层次的消费力/接受程度决定了首尔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竞争发展空间。

2.发展空间之经济体量

四个层次的竞争发展空间在多大程度取决于辐射范围的经济体量？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截然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都市是大都市经济的副维度，认为文化附着于经济。如Abrahamson^[5]所归纳的：“城市的文化层级只是反映了经济层级模式……对政治经济模型的追随者而言，文化霸权是短暂的；文化只能强化而不能塑造政治经济联系，后者才是核心。”比如美国的大都市文化产业一直是在版权产业框架^[6]和市场逻辑中发展的，政府的角色在于维护国内国际的知识产权环境，对市场失灵的方面进行干预、补贴和必要组织，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竞争环境来保持国家和城市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

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反，Horvath^[7]比较了伦敦和巴黎，以及历史上巴塞罗那、威尼斯、罗马面对经济影响快速上升的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而能保持文化优势，确认了大都市文化维度的独立性。1984年开始的欧盟文化首都项目，成为当地文化发展和城市转型的催化剂^[8]，体现了文化的主动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设立的创意城市网络，与强调发展的联合国贸发局不同^[9]，着重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目标^[10]。

第三种观点采取了融合的视角，认为“现代经济产出的相当部分明显带有文化内容的烙印，而文化本身的供给也日益呈现商品化产品和服务的形式……作为生产投入及作为最终产出关键成分的高层次认知和表达内容，完全渗透至供需双方，因而实际上在高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中，文化地理和经济地理之间原则上几乎不可区分”^[11]。

3.发展空间之路径依赖

第四种观点相对比较折中，认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在相当程度上是城市经济维度的跟随指标，但自身路径依赖性强，因而对于城市具有长周期跨期收益的特征。“即使当某生产中心的所有的创意和创新能量都已枯竭，这种竞争优势可以使其生存下去，有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在许多对此现象的展示性案例中，包括某些长期确立的欧洲陶瓷生产中心，比如伊特鲁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