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并不断涌现，涉诉信访数量一直在高位运行，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对此高度关注，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但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目前还没有人运用博弈论对上访者与法院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就试图作这样的尝试，以当前涉诉信访中的缠诉问题为观察对象，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这种现象进行解读。

一 耐人寻味的现象：诉讼程序外的博弈

案例一^[1] 某甲在校园里摔伤，A省B县法院判决学校赔偿2万元。其母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作出部分改判，将赔偿款增加了5000元。尽管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但原告执意要求20万元赔偿。因要求得不到满足，遂多次进京上访。后经上级党委协调，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其10万元补偿。然而，甲母收款后继续进京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案例二 某乙于1988年被C省D县法院判刑12年，次年经再审改判无罪，乙共被羁押500余天。当年，乙提出赔偿申请，法院答复只能按《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不到5000元）。因应赔数额不多，乙放弃了赔偿要求。2005年，乙申请国家赔偿60万元，D县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请。其后，乙多次到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有关部门上访，并多次向媒体和社会公众散发材料，痛陈其遭受不白之冤的“苦海深仇”。2008年，由D县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协商会，乙最终获得了6万余元的补偿。

案例三 某丙于20年前从村民小组分得一块自留山。因其多年疏于管理，山上的林木被村民砍伐殆尽。20年后，丙以E省F县政府不履行保护村民林地使用权法定职责为由，要求F县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25万元。F县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也维持原判。丙不服，长期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门口痛哭流涕，敲锣鸣冤，打出“还我公正”的横幅。此举引起了上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将该案批转到F县处理。F县县委、政府最终以补偿丙2万元了结该案。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上访者缠诉法院不是简单的权利与权力的对抗，而是融合了各种策略的复杂博弈。双方选择行动的时候会根据对手的可能行动方案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2]上访者与法院之间的互动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上访者的偏好是通过改变或突破现有裁判以获取更多的收益；法院的偏好是维持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维护司法权威。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会采取各种策略进行博弈。而这种博弈往往会脱离正常的司法程序，上访者与法院之间运用程序之外的各种策略展开博弈成为常态。通常来说，上访者在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其拥有的个人财富、社会地位、关系资源都很有限，应该不具有与法院博弈的力量，博弈的结果似乎是注定的。但我们观察到，双方力量悬殊的博弈却可能产生耐人寻味的结果。那么，当事人程序外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呢？或者说上访者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下文的解读也许能解答上述疑惑。

二 弱者的“强势”抗争：当事人程序外的行动逻辑解读

（一）当事人的行动模式

1.诉诸上级党政领导

通常来说，中国普通民众的内心深处均有强烈的清官情结，当事人把申张权利和实现正义的期盼都寄托在贤明的领导人身上。他们也许不大相信法律，却都相信清官。可以说，正是清官情结坚定了上访者的意志。对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希望通过向上级党政领导写信，到党委、政府门口打横幅、堵门、静坐、拦车等方式，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从而增加其获胜的筹码，改变裁判结果。当事人的逻辑很简单，他们知道在我国政治权力架构中，党委、政府的权力是很大的，权力的介入往往可能引起诉讼结果的改变。一项关于农民上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显示，农民对高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度偏低^[3]（见表1）。实践中，找大领导才能解决问题的鲜活事例更进一步固化了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因此，诉诸上级党政领导是当事人最经常采用的策略，通常也是最为有效的策略。

表1 农民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括号内为个案数）^*

为什么上访者寻求上级党政领导关注的努力会成功呢？例如案例一中，经上级党委直接参加协调，在政府各部门的紧密配合下，当事人突破法院判决获得10万元补偿。地方党政领导之所以会法外解决此类问题，从显性层面上讲是怕影响党委、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