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的历史文化风貌与现状分析

广州是三朝古都、四朝都会，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区位优势，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路”的始发地，也是我国近现代革命的发祥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由此在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房地产业和经济水平都走在全国前列，而城市规划和历史文化保护一直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使广州的城市面貌成为一个新旧交错、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非“城”非“乡”的大杂体。在最近几十年的新城发展和改造运动中，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和经验，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认识不够广泛深刻，宣传力度也不够，尤其是政治思想观念和城市规划理念上没有高度统一和落实，使得历史文化的传承出现上层与下层的脱离、民间和官方的分离。商业文化的利益驱使和开放冲击，使得低俗文化活动泛滥，扼杀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使城市文化的发展和保护受到许多非议和限制。像代表岭南地区城市风貌特征的位于广州中山路一带的骑楼商业街、西关大屋等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规划扩路建设中就被拆得所剩无几，90年代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广州岭南水乡体系的山水城市风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握手楼”与新高楼大厦的参差不齐，见缝插针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许多烂尾楼和“城中村”，城市像个非“城”非“乡”的大村庄，西方国家几百年前在城市化初期出现的“大城市病”（即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劣，环境污染严重）在广州上演。2000年，广州市政府邀请了全国各地规划专家和世界著名规划大师来把脉，把广州的城市空间和规划用地扩大到南至番禺区、北至花都区，把城市规划成一个“摊大饼”的模式发展，这种扩城运动使广州原有的岭南水乡“依涌而居”的传统民居格式和一江两岸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贸易文化风貌，荡然无存！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州旧城改造历程和政策演变

（一）旧城改造：政府、开发商、居民三方博弈

回顾广州旧城改造实施的政策，参与主体上，经历“拒绝开发商—接受开发商—再拒绝开发商—再接受开发商”的过程，体现了政府、开发商、居民三方的反复博弈。旧城改造，由于政策原因，部分被拆迁户并没有得到好处，许多家庭遭遇拆迁烂尾，有家不能回。

1992年前，广州城市改造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政府出资、政府建设”，房屋就地翻新或重建，对单栋危房进行“见缝插针”式改造。这只能解决危房问题，无法根本改善旧城区生活环境。为解决资金困境，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外资，完成“荔湾广场”改造项目。荔湾区国土房管局指出，该模式虽解决了资金，但出现了如拖欠拆迁费、用地手续不完善、投资风险大、破坏传统街区环境等问题。

开发商的逐利天性让这一时期的旧城改造越改越密。为获得最大利润，开发商尽量争取提高容积率。但较低的补偿金额及较低的回迁率也损害了部分居民的利益。广州的旧城改造曾一度陷入僵局，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让许多开发商旧城改造项目“流产”，成为烂尾地。

1999年之后，广州决定禁止开发商参与城市改造，由政府投资和建设。典型工程就是越秀区解放中路项目。但随改造深入，资金缺口越来越大，进程缓慢，几乎停滞。

2006年，广州提出“中调”概念，对社会资金进入城市改造“松口”，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引入社会资金。政府做好居民拆迁安置工作后，由有信用的房地产公司提出建设方案，经政府审批后交由开发商建设。从此，“先安置、后改造”成为新一轮旧城改造的首要原则。土地出让也从原来没有完成拆迁补偿就卖的“生地”出让步入了政府拆好地块再卖的“熟地”出让。

（二）旧城改造：土地、人口、环境的三方博弈

广州北依白云山，南临珠江。“云山珠水”为广州220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长盛不衰的地理基底，创造了富有岭南特色的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但快速经济增长、快速城市化打破了广州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削弱了区域生态系统对城市活动的支持能力，威胁着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从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和生态环境系统整体高度，达成城市发展与区域生态的协调，形成区域城乡生态的良性循环，是现在与未来广州城市发展面临的任务之一。2000年制定的“大广州”格局的战略概念规划理念，使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