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官办”公益慈善组织深陷信任危机^[1]，国内公益慈善领域长期积累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如慈善垄断、立法滞后、监管缺失等。在整个公益领域急速转型的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部分体制内的慈善组织在遭受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之后，逐步启动自身的改革，虽推进缓慢，但仍显诚意^[2]；另一方面，以“免费午餐计划”为代表的民间公益行动，以其透明的管理、创新的手法、务实的工作，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与支持。可以预见，在“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入，多年来一直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管理制度与政策改革将被提上日程，如双重管理等^[3]，政府也将向社会释放更多的空间和资源。因此，在从传统慈善、计划慈善向民间公益转型的历史进程中^[4]，民间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2011年，受“官办”公益慈善组织一系列信任危机事件影响，“问责”与“公信力”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众多民间公益组织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回顾过去，对公益组织问责这一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很多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在论及国内公益慈善组织问责问题时，没有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正如韩俊魁所言，不同类型的组织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政策环境中的处境极不相同，其权利与责任的差别较大^[5]。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国际NGO以及大量未经注册或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公益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略显复杂的公益生态系统^[6]。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组织在问责方面有一些共通的原则，但是，它们实际的问责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其所适用的问责机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只有基于不同的组织形态及特征开展专门的调查研究，才能为公益行业的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对于问责的理解略显“狭义化”和“技术化”。目前针对公益组织问责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信息披露方面，特别是财务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这是问责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组织也将加强财务管理和财务信息公开作为公信力建设的核心。但是，问责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或技术问题。在国际上，NGO的问责视角也经历了一个从聚焦于“财务问责、组织能力、效率和绩效”向“使用多种机制，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多重责任”的演进过程^[7]。因此，面对组织存在形态与活动方式等日趋多元化的中国公益领域，需要更为系统地对问责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从推动组织与公益行业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与实践。

第三，关于公益组织问责的讨论和研究，在2011年更多是指向“官办”公益组织或非公募基金会，对于民间公益组织问责的研究和关注则相对较少。例如，基金会中心网的成立在推动我国基金会行业自律机制建设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8]。同样，在2011年11月底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亦将“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作为主题，并发布了相应的研究报告^[9]。然而，由于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的缺乏，目前对这类组织的问责状况还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和掌握，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对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最终也不利于一个良性公益系统的形成。

民间公益组织是我国当前公益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力量之一^[10]。它们具有独特的创新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扎根在社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密切联系平民的具体利益，与人们的文化价值紧密相连，在传递社会服务、引发公共议题讨论以及进行社会创新实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1]。2011年，在“官办”公益慈善体制弊端日显，“问责”成为整个公益领域焦点议题之时，众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及其行动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于公益行业未来发展的想象与信心。有鉴于此，在这里，我们将视角转向这些正在成长中的民间公益组织，期望通过调查研究，更为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在问责与公信力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思考和寻求改进的路径与办法，更好地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 研究框架

NGO“问责”本身是一个非常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