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在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而2011年的公益慈善领域，似乎见证了“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如果把公益定义为普通人为了公共利益所进行的志愿行动，那么在2011年，我们欣喜地看到的是很多普通人做公益的身影。有人说2011年是“微公益”的元年。微公益既包含着强调公益慈善不设门槛，普通小人物都可以参与，也是指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正在支持很多普通人开展公益行动。微博的兴起改变了中国人的一些行动方式，通过“围观”而产生了惊人的力量，并引起了改变。但同样在2011年，引起改变方式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围观，人们选择了“坐言起行”，用切切实实的行动去引起更大规模的改变。例如：邓飞团队创造的“免费午餐计划”直接推动国务院的政策变革，使中央决定每年拨款160多亿元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再如，广州的“光头哥”和“拇指妹”用各种行为艺术，成功开启了与政府部门的对话，最后使得“光亮工程”被延缓和修改。

为了回顾2011年这些有意义的行动，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以专家测评的方式评选出了“2011年十大公益事件”。整个评选过程包括提名和评选两个阶段。在提名阶段，中心采取了专业公益组织提名的方法^[1]。共有469家公益组织给予了答复，给出了36项不同的答案。在第二阶段，中心邀请了内地和港澳台对公益慈善领域有较深理解的12位专家用网络投票的方式在这36项事件中选出他们心中的“十大事件”。选出来的“2011年十大公益事件”包括：

（1）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

（2）邓飞“免费午餐”；

（3）壹基金落户深圳；

（4）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敛财；

（5）公民独立参选；

（6）中华慈善总会1500万假发票事件；

（7）“小悦悦事件”；

（8）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

（9）公益人薪资讨论；

（10）苹果产业链污染事件。

这些事件都通过行动引发了改变。这些行动可能是围观，也可能是切实的参与，但其共同特征在于，它们是由普通人引发的。这些人不是社会精英，既没有特权也没有特别的资源；同时，这些行动也不同于对抗性很强的集体抗争行动，因为它们没有实体性的负面抗议、游行，而更注重的是参与与合作；正是因为这些普通人的行动，引起了事态结果的改变，或者是推动了政策的出台或转型。

为什么普通人做公益能改变政策？普通人怎样以公益改变政策？这种普通人改变政策的路径是否可以复制呢？这些都是本报告尝试回答的问题。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人民渴望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官民需要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官民合作已成为一个必须探讨的课题。2011年，普通人以公益的形式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无疑是其中一个可参考的方法。

二 普通人的公益：特征与作用

（一）普通人——产生改变的主体

普通人这个概念与特权阶层、高收入阶层的概念相对应。如果以资源为轴画一个光谱，那么政府官员拥有最多的必定是权力资源。他们靠近权力的中心，拥有能够参与决策过程的体制内渠道，也因此有更大的可能影响决策。普通人也区别于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拥有丰厚的资金积累，因此在这个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他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有能力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来达致目标。如果说特权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占据了资源光谱的一端，那么普通人就分布在资源没有优势的另外一端上。

但是需要注意到，即使是特权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人群，他们一旦离开自己的权力领域，就仍然可能成为失去资源的普通人，因此，我们可以把普通人当做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的个体来看待。这既包括不担任公职、没有特殊资源的个体，也包括以非公职、非富豪身份参与活动的官员、财富人士。推动改变、影响政策并不是资源拥有者专属而其他人难以插手的事情。无论是何种身份的人，都拥有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质监局的局长在参与制定交通政策，如哪里该设置公共汽车站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家门口的交通很不方便，而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