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我国NGO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草根NGO的成长^[1]。研究表明，尽管中国草根NGO的数量在十几年内激增，但这些组织普遍规模小、能力弱、社会公信力不足，真正活跃的、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的NGO在总体中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2]。

新兴技术的革新往往为社会改革带来乐观主义的期待，然而，新媒体时代是否确能实现或释放其技术潜力于社会，仍然有赖于“能动的使用者（active users）”。对于在中国尚属弱小的NGO而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是否给它们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尚待发展的组织是否构成了“能动的使用者”，充分运用新兴的媒体技术来发展自我，并为公益传播拓展空间？我们统计调查了国内403家NGO机构，考察了当前媒体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这种使用被视为广义的公益传播的组成部分。本文秉承的是学术界的研究传统，倡导对新媒体的社会使用（social use of new media）——草根NGO组织新媒体的使用模式。具体来说，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描述今天新媒体技术时代我国NGO使用新媒体的基本状况，包括使用新媒体的程度、主要使用新媒体的哪些功能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考察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在新媒体的使用方面是否存在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现象，并解释造成这种数字鸿沟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些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促进NGO应用新媒体的有效手段，以更好地帮助公益组织在我国开展公益活动及其良性成长。

由于目前国内的NGO研究普遍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从而在指导实践的精确性和操作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3]，本文因而希望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探究如何有效促进中国NGO对新媒体的使用。

一 新媒体、公益传播与NGO发展

NGO所从事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学中被视为公益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及传媒市场化的推进，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营利性传播活动的同时，非营利性的传播活动也应得到重视。非营利性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公益信息，促进公益事业的公共身份，提升公众的公益意识以及进行相关的政策倡导方面往往能够扮演重要角色。而NGO作为非营利事业的主体，以及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其所从事的传播活动构成了公益传播的有效组成部分，是今天我国公益传播四维主体中的一维^[4]。NGO的媒体使用恰恰构成了公益传播的基础结构。

（一）传统媒体格局下NGO的公益传播困境

媒体和传播对NGO的工作和发展非常重要，这一点已成为绝大部分NGO的共识。因此，传播工作或媒体工作（media outreach）通常构成了大部分NGO工作的重要面向，也是整个社会公益传播活动的重要构成基础。

在西方社会，对NGO而言，媒体是接触公众的有效渠道，能够帮助NGO形塑公众观点，进行社会倡导和公众教育，动员公众参与，甚至有助于创造政治压力（在西方国家，有时这是达致社会目标的一种手段）和实现运动目标。在我国，媒体对公益组织同样重要，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构成了公益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组织最大效度地传播公益信息，进行社会动员，并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正因此，一些发展较成熟的公益组织往往设有特定的传播部门，来规划自己的传播活动，并积极与媒体互动，力图通过媒体来进行有效的公益传播。

但是，尽管如此，在传统的媒体架构下，NGO接触公众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它们通过主流传媒来进行公益传播时往往遭受诸多阻力。西方一些传播学研究表明，由于大众媒体往往有着自身的媒体逻辑^[5]（media logic），或者为其政治和经济基础所限，或不自主地遵循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它们往往倾向于琐碎化、妖魔化或边缘化NGO，进而限制了NGO进行公众动员和获得公众正面认知的机会，对那些持挑战性价值观持续介入社会运动的社会组织更是如此^[6]。

在我国，关于媒体与公益组织的关系，一度受到忽视，但近年来由于传媒学者的介入而逐渐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发现，一些环保NGO通过有效建立与一些开明媒体的合作关系，进而有效推进了环境保护的工作议程^[7]。甚至有学者认为，今天中国媒体与公民社会联系紧密，与NGO有着积极的互动，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的活跃成员^[8]。但是，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