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十年间，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公益慈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同时公益研究也引起公益实务者的批评，引发人们的反思。曾经身跨政府、学界和实务界的学者王振耀在很多场合都曾经对公益研究的现状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当前公益界缺乏技术支持、专业联合和项目合作平台很重要的原因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知识生产机制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知识生产陷于“两极思维”，价值判断容易非黑即白；②缺乏人文精神，容易有过高的道德标准；③缺乏技术研究的团队，因此对于如何应用知识、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学术界还缺乏思考。他强调未来的公益研究应该关注普通人的公益需求，关注信息的搜集、数据的分析以及建立对慈善组织的技术支持系统^[1]。王振耀对于知识生产转型的呼吁反映出当前政府公益慈善事业改革派的心声，也反映出部分实务界人士对于当前公益研究现状的一种不满和期待。

然而，当前的公益研究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否真的存在如王振耀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它能否发生如政府和实务界所期待的变化？这些都值得我们对这十年间公益慈善研究方面的知识生产机制和成果进行评估和回顾。本文希望以此为基点描述公益研究知识生产的现状。本文的重点并非是全面的文献综述，而更是一份有关知识生产的行动研究报告，目的是更进一步推动知识生产机制的转型，以更好地满足公益理论和知识生产的需求，甚至引领实务界的发展需求，从而能切实推动公益政策的转型^[2]。

一 研究领域的界定：公益包容慈善

其实，公益慈善现象作为现代学界研究的课题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就被誉为慈善研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3]。此后民国时期相当多的学者结合当时的失业、贫困、难民等情况对公益慈善的主题加以丰富而细密的研究。但是遗憾的是，在1949年之后这类研究被视为禁区，而几近绝迹。中国的公益慈善研究逐渐在学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发展演变出来的。它的兴起是与三股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第一股思潮是慈善研究的延展。慈善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很容易理解为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经常表现的形式就是施舍行善，做好人好事。在英语语境中慈善一词一般对应于charity，即捐款捐物，或者捐献时间和精力。大体来说，慈善事业的范围在中国的语境下等同于扶贫、助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及类似的社会公益服务活动。这一类研究集中在对慈善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对慈善行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慈善现象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正因如此，对于慈善的研究也非常久远。慈善概念的核心含义在于帮助他人，但是随着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慈善越来越转化为助人自助。人们意识到仅仅是给予他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并不足以解决受助群体的问题，因此强调受助群体自己的自力更生，强调民间社会的自助、互助和他助，慈善的概念逐渐从单向的帮助开始转为双向的互相支持。在杨团所主编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中，现代慈善被理解为就是民间公益。

第二股思潮则是伴随着民间组织的兴起，学者对于民间组织的认识使得人们逐渐转向公益研究，这些组织主要表现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大量没有注册或者非正规注册的志愿团队。过去这一类组织被称为民间组织，但是由于大量的民间组织没有被规范在国家定义的民间组织范围内，同时也由于国际发展工业的话语影响，这些组织把自己定位为NGO或者非营利组织，其中非营利概念含义尤其深。这一类思潮的理论渊源来自于关于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有相对独立自主的民间组织及其行动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些组织在中国并非是均衡的，在中国分类管理的原则下，开展公益慈善行动的组织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因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NGO，这类公益组织发展较快。这类组织常常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如公益学校、公益医院等等。这类组织包括很多传统的慈善机构，但也有许多侧重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实现的社会组织，如环保组织、文化保育组织等。这些组织拓宽了人们对于慈善事业的理解。

第三股思潮则来自政府的“和谐社会”建设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