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日益强调本土化，以提高国际竞争力。^[1]尽管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商机，但民族和文化边境并没有消失成为无边世界。面对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文化背景、市场竞争结构，为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其有限资源，保持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发生了显著变化，^[2]在人力资源利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营管理体制、投资融资方式、市场营销策略等方面出现了本土化趋势。跨国企业本土化正成为世界各跨国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3]

跨国公司在实施跨国经营时投资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是否适应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和文化土壤，是否能制定出符合当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经营战略。为了避免“水土不服”，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跨国公司必须制定和实施本土化战略，对其人才、技术、资金、研发等方面进行有效的配置，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各国的经济政策、消费者偏好、市场状况、法律环境等又不完全相同，跨国公司在寻求标准化产品设计、生产经营专业化的同时，日益注重子公司在当地市场的响应能力建设，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受到重视。

为了提高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积极主动实施本土化战略，加强当地响应能力建设，在全球的视野下评估投资各东道国可能对其产品或服务价值链各环节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最优配置当地原材料、中间品、人员、技术、资金、市场和信息资讯等资源，响应当地不断变化的消费口味、技术标准、经贸规章等要求。跨国公司进行本土化战略发展，有效地削弱了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避免了跨国公司因带有来自母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色彩而容易受到东道国的疑惧、排斥与限制。跨国公司从否定个性、推广普遍性，要求无国籍化，成为世界公民，逐渐转变为适应特殊性，试图扮成东道国公民的身份。

对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及其成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读。冯伦敦和德瑞特（van Londen and Ruijter）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看作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写道：通过全球化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想象而丰富多彩。然而，同时全球化为各种形式的特殊化、本地化和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具有多种特征，结果多样性引起冲突、争执和变化，而且他们尝试平和地一起生活、协调活动和平衡利益。这些具有不同特征的集团之间即使没有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基本价值体系或共同世界观，但是一个必要的相容前提是促进相互间的对话，以文化价值的相容性代替同一性，以相互作用代替统一。现今社会体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正在经历的辩证过程。^[4]他们把本土化看作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的内生经济结果的观点更加科学。与他们的观点不同，海因斯（Hines）却认为国家政策造成跨国公司本土化，他说正在发生的全球化日益以社会、环境和劳动改善为代价，对大部分世界引起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当地化却是与全球化趋势相反的有利当地发展的过程。民族国家和社会提高经济控制力的政策带来了本土化发展，结果增强社会团结，削减贫困与不平等，改善民生、社会设施和环境保护，提高安全意识。^[5]海因斯把本土化归结为国家政策的外生经济结果的观点违背了客观事实。笔者认为，本土化是跨国公司主动适应全球竞争需要，采取“变色隐身”的战略行动的自然经济结果，不是政策等非经济因素的结果。

在影响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因素方面，学术界的意见也不尽一致。罗（Luo，2001）考察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经理在一个动态环境中的当地回应的各种决定因素，提出了影响当地回应的环境、结构和组织三个层次的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复杂性和商业文化特殊性提高了当地回应，竞争强度、需求异质性和当地成分等结构因素提升了当地回应，子公司当地市场导向和其与商界及政府机构建立网络的力量也推动这种当地回应，环境及产业因素和企业寻求当地市场扩张比其追求出口增长的当地响应之间有更强的关系。^[6]郑惠芳通过对跨国企业大陆子公司价值活动、管理机制与人力资源三个部分本土化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