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在英文中写作Tibetan Issue或Tibetan Question，具有特定的涵义，意指西藏的政治地位存在争议以及相应带来的一切问题。

对历代中国政府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来说，西藏的主权归属于中国是十分明确的，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和其他55个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藏族地区建立了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从13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尽管在不同时期建立过不同的地方政权，但都是接受当时的中央政府管理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到2004年末，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3.68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1]西藏目前的政治地位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际社会中各国普遍承认的现实，所谓的西藏问题完全是外国势力强加给中国的。

一 由来

“西藏问题”是近代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2]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从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就对西藏进行了行政管辖。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元、明、清、民国各代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了和内地不同的管理方式，在规定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决定和直接处理西藏重大事务的前提下，基本保持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维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支持藏传佛教宗教势力，广泛任用当地僧俗上层人物管理地方事务。这种“因俗以治”的统治方式给予西藏地方政府和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达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社会稳定的基本目的。

16世纪初，葡萄牙占领印度的果阿（Goa）后，天主教罗马教皇在果阿派驻了主教，作为在印度及其相邻地区传教活动的基地。1624年8月，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安夺德（de Androde）同马柯斯（Marques）经由印度莫卧儿王朝到克什米尔（Kashmir）后，装扮成印度教徒到了西藏的阿里。这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传教士。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会不断派人前往西藏传教，但是，由于清朝国力的强盛，对西藏控制的严格，同时由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对其他宗教的排斥，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相继遭到失败。尽管如此，他们所了解到的西藏的情况却传入了西方。

到18世纪，后来居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统治地位。1764年征服孟加拉后，该公司注意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不丹和我国的西藏地方，开始积极准备向北扩张。1774年5月，东印度公司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定（Warren Hastings）派公司秘书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为代表到不丹，11月到了西藏，成为最早抵达并了解西藏情况的英国人。1783年，哈斯定又任命萨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为代表进入西藏，虽然他洽谈通商的使命未能完成，但比较充分地了解了西藏的情况，并提出了侵略不丹和阿萨密的建议，以及侵略西藏的策略。

1793年，清朝在击败侵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后，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巩固了西藏边防，在西藏实行闭关政策，使东印度公司把商业扩大到西藏并打开西藏大门的想法破灭。随后，英国采取了先控制和占领外围，然后再侵入西藏的办法。1816年，英国打败了尼泊尔军队，通过塞哥里条约控制了尼泊尔。1861年将哲孟雄（锡金）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65年11月在打败不丹后通过新曲拉条约割占了不丹大片领土，后来控制了不丹。到19世纪末，英国侵略喜马拉雅山诸国的行动一一得逞，进入西藏的外围逐步被清除。

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加强了分割世界的力度，在尚未被分割的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在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后，将中国长江流域和亚洲腹地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殖民地印度为基地，不断加强在亚洲各地的侵略活动。沙皇俄国也积极参与对亚洲各国的争夺，对中国东北、蒙古和中亚的土库曼、阿富汗进行侵略活动。英俄双方都对我国西藏怀有野心，意欲加以控制。双方都派遣大量人员进入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

英国从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