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岛内的民族问题是中国民族问题的组成部分。由于两岸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分裂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活动，台湾的民族问题除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原住民）的互动关系外，还包括原住民的发展问题、台湾当局利用西方“族群”概念划分“族群”、撕裂民众所引起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等问题。

一 台湾少数民族从“山胞”到原住民

台湾少数民族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识别政策确定的第一批38个少数民族之一，统称高山族。台湾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整体上统一的自我称谓，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出现称谓，与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指称相同，即“夷”、“番”之类。诸如三国时期的“山夷”、“夷州人”，明清之际的“东番夷”、“土番”、“生番”、“熟番”等。清代台湾的所谓“生番”是指居住于山地且保留自己语言文化、传统部落制度比较完整、尚未剃发归顺的部落；所谓“熟番”则是指居住于平地归顺纳饷并同明清以降大陆汉族移民乡居杂处、通婚融血、逐步失去原有民族特征的群体。因此，“生”、“熟”之分是以“归化”汉文化的程度来划分的。从民族学的视野看，清代台湾少数民族并非统一的一族，而是诸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所谓“诸番”。

从历史经历看，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少数民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先后两次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1624年荷兰殖民势力在台湾南部安平建立据点（史称“大员”），开启了侵占、殖民台湾的历史。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之际，日本、西班牙殖民势力也侵入了台湾（主要在北部地区）。在荷兰人与日本人、西班牙人的殖民贸易争夺中，1628年底日本退出了竞争，1642年西班牙势力被驱逐，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全台。荷兰殖民势力在台湾的统治，除了掠夺资源外，对原住民实施了武力征服、村社集会、人口统计、输饷纳贡、征调力役等殖民统治政策，而其服务于殖民统治而设立的教会学校，则是为实现这些目的建立的强制性社会教化措施，促使原住民在宗教皈依的基础上归附于殖民统治。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将台湾少数民族称为“蕃族”，实行“蕃政”。1923年日本裕仁亲王（后来的昭和天皇）抵台巡视，将“蕃人”之称改为“高砂族”。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蕃政”是典型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围困杀戮、迫使归顺、镇压反抗、部落逼迁、集中管治、强制推行“皇民化”教育，更改姓名为日本名，甚至在太平洋战争中组建“高砂义勇军”开赴菲律宾充当“炮灰”，等等。^[1]这些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经历，为台湾原住民群体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200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台湾原住民在日本与联合国总部抗议日本政要、“台独”势力参拜靖国神社的斗争，表达了台湾原住民对殖民历史深恶痛绝的控诉。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占领台湾期间，日本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也随着1903年“蕃地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而全面展开，这种主要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调查研究也从学术意义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分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就台湾“高砂族”和“平埔族”内部进行了许多分类研究，其代表人物诸如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佐山融吉、小岛由道、移川子之藏、小川尚义、鹿野忠雄等，分别将“高砂族”划分为6～12族不等，将“平埔族”划分为9～10族不等。^[2]日本学者的这些分类，在1970年代以后经台湾学者通过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研究和识别（包括各族的自我称谓），基本上确定为“高山九族”和“平埔十族”的通行分类。如“高砂族”中的泰雅、布农、曹、排湾、卑南、阿美、雅美、鲁凯、赛夏、邵等族称；“平埔族”中的西拉雅、马卡道、巴布拉、巴则海、道卡斯、凯达格兰、噶玛兰、洪雅、邵、猫雾栜等族称。就学术层面而言，日本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分类、识别性研究及其对每一个族体的调查是前所未有的，日本学者及其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分类研究无疑具有学术奠基意义。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一度称台湾少数民族为“高山族”，1947年通令改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