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持续不断的更新是任何城市得以存在并获得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城市政府都把经济化、现代化、国际化作为首要的施政目标。这种目标驱动着急剧的城市扩张和急速的城市更新，城市景观日新月异，物质环境迅速改善。然而，这种急速的城市更新曾经是以一种极为不和谐的方式推进的：在物质空间急剧更新的同时，旧城居民赖以生存的生计模式往往被无情摧毁；城市内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累形成的发达的人际关系、成熟的社会网络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本往往被生硬地割裂。由此不仅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并且对于城市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极为不利，成为城市贫困延续和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中，确立和谐更新的理念，并且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谐的、旨在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机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城市更新的主流趋势。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在更新实践中，逐步抛弃了生硬的“推土机运动”模式，引入了和谐更新的理念并付诸实施，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一 欧美城市更新的主要历程

欧美国家最早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奥斯曼男爵于1853～1870年间实施的巴黎改造工程。奥斯曼的改造计划，使19世纪濒于瘫痪的巴黎脱胎换骨，直接塑造了今日巴黎内城的基本格局和城市景观，并且几乎一度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准模板。

西方各主要国家实施的现代“城市更新”运动，则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城市更新的历程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清理—重建”为主的“推土机运动”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城市更新以“清理—重建”为主题，大规模拆除城市中心地区的贫民窟，纽约、巴黎、伦敦、慕尼黑等大城市都在城市中心拆除了大量老建筑，代之以各种标榜为“国际式”的高楼。然而，简单的清理重建并未消除城市的贫民窟，而是贫民窟搬迁，并且由于老城中成熟的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生计模式被摧毁，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过程被人们冠之以“推土机运动”并遭到猛烈的抨击。

第二阶段是城市中心过度商业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间，西方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是强化中心城区的土地开发，试图通过吸引高盈利能力的机构如金融保险业、大型百货业、高档写字楼使土地增值。这种CBD打造模式，使中心城区仅仅获得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很快，由于地价飞涨、功能单一，城市的多样性被抹杀，CBD在夜晚和节假日成为“死城”。

学者们对早期的城市更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激烈的批判。简·雅各布斯是批判最为尖锐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的观点对于西方规划学界和城市问题领域而言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尽管措辞激烈，但对问题的揭示却一针见血。她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但“清理—重建”式的大规模改造计划往往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她还指出，以大规模改造为特征的“推土机运动”，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耗费巨资却贡献甚微；并未消除贫民窟，仅仅是造成了“贫民窟搬家”，在更大的范围内造就了新的贫民窟；使资金更多、更便利地流入投机市场，使城市经济发展遭受不利。因此，她认为大规模改造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激情澎湃，使政客、地产商热血沸腾，但却使普通的城市居民蒙受损失。她的主张是，实行“小而灵活的规划”，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转向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精致的变化。舒马赫的思想也极有价值，他在其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中认为，规划应当首先考虑人的需要，主张在城市的发展中采用以“人为尺度的生产方式”（Human scale of production）和“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无疑，这些批判性的主张是当今“小规模的渐进式更新”的思想源泉。^[1]

第三阶段则是社区综合发展和城市复兴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为此前城市更新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深深困扰，旧的城市更新理念和方式遭到激烈批判。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社会思潮的作用下，城市更新的目标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更新，转向以追求社区综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