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2006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政策措施。京津冀地区迎来了加快发展，追赶长三角、珠三角的重大机遇。把握机遇，当务之急是查找区域经济长期滞后的内在原因。

一 京津冀区域经济进程滞后的原因分析

京津冀区域经济进程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经济没有摆脱立足行政区域、倚重非市场手段谋求发展的套路。

京津冀地区发展区域经济确有先天上的不足。从历史角度看，长三角、珠三角因拥有强有力的经济中心而顺利发展。上海的发展有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得益于百年产业基础，离不开较长时期内中央的有力支持。而香港，融入珠三角之前，已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这些京津冀地区都无法比拟。京津两大直辖市相距仅100多公里^[1]，较之一市两省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中心形成的影响性因素复杂得多。从地理条件看，长三角、珠三角分别有长江和珠江水系。作为长三角经济领头羊，上海既地处平原，又居长江口，周边经济往来不但没有地理障碍，而且能借水运之利，向区域纵深延展。在京津冀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北京，既无联系津冀、航运发达的江河，也不临海，西面和北面还有山脉横亘。从城市布局看，长三角城市密集程度比较高，上海与苏锡常等城市分布紧凑，到苏州、嘉兴仅相当于北京城区到平谷、密云的距离，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的条件明显优于京津冀地区。

但更应看到，现代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同世界上拥有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不同，市场发育速度和程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最为根本。在这方面，较之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处于落后位置（见表1）。^[2]

表1 2002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市场化水平比较

市场化进程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京津冀的经济发展理念、方式和手段变革相对落后，达不到区域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

资源差异决定各地方经济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是互补、互动、互促的整体。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京津冀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很好的利用，产业调整围绕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进行自我循环和更替，忽略了同处一个经济区域内，相互之间本就具有的共荣关系。

在长三角，沪苏浙已建立起层次丰富、上下衔接的合作机制，包括省市长定期磋商制度；常务副省长、副市长领衔，政府部门和企业参加的合作推动制度；政府职能部门参加的合作落实制度。城市政府也自发建立起多个经济合作组织，如以上海为首的16城市联席会；包括南京、镇江、扬州、合肥、芜湖、九江、南昌等20个城市在内的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四市联手举办的浙东经济合作区合作会议。显然，处理地方经济发展关系，长三角各地的眼光更长远、心态更开放、行动更大胆，因此在探索合作共赢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也更远。而在京津冀地区，无论“穷的”，还是“富的”，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是各显神通，自寻“生财”之道。

京津冀在认识区域经济发展对地方的重要性和实质作用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就北京来说，很早就提出了“优二兴三”的产业调整思路，但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从城市二环依次退向三环、四环路。首钢、焦化厂最终迁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明显带有非经济因素影响的被动性调整。当北京开始与河北就水资源、环境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经济发展与城市负载极限之间可供回旋的余地已比原来小了许多。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北京尽管依托首都资源优势，在区域内地方经济发展上一马当先，但与都市圈其他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也使自己在区域中不得不长时间较为孤立地面对并过多承担起城市化进程产生的人口压力。

（二）非公经济推动市场发展、促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企业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核心力量。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最大不同是，没有及时认识私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并更加有效地提供发展支持。

长期以来，长三角发展私营经济的态度更坚决，决策更果断，措施更大胆，政策更灵活，服务更周到，成效也最显著。2004年，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长三角达到了73.4%，京津冀地区只有54.9%。^[3]

市场成熟度和发育潜力是外资企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