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从以中心城市为辐射的边缘带动与被动联合，向以城市群为主的区域带动和主动联合的方向转移。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标志，不仅仅体现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更体现为在民生建设和发展上，区域内城乡居民收入整体协调，并且增长速度要超越全国平均水平。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京津冀地区和天津市作为崛起中的城市群和区域经济中心，必须摈弃传统的发展模式，要根据新形势和新要求，框定和调整自身的发展坐标，并且在实践中有所行动。

一 对京津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基本判断

与全国成熟的经济区和城市群比较，京津冀区域的经济联合还停留在启动阶段。在滨海新区被确立为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增长极之后，我们需要以“区域发展”的习惯性思维，去审视、比较和评价京津冀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变化。

1.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比较与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21世纪后，京津冀区域和山东半岛区域的经济发展异军突起（见表1）。

表1 2002～2007年全国及主要经济区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表1显示，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相比，2002年长三角城市群高出了39.76%，珠三角城市群高出了90.2%，山东半岛城市群高出了23.7%，北京市高出了59.8%，天津市高出了21.2%，河北省则为全国平均值的86.6%；到2006年长三角城市群高出46.1%；珠三角城市群高出66.5%，山东半岛城市群高出20.1%，北京市高出70%，天津市高出21.4%，河北省则为全国平均值的87.6%。

表1结果表明，近年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保持全国第一的位置，并且呈现不断加速的势态；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到2006年收入水平已经接近珠三角，预计在2007年有可能超过珠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持续加速，尽管缺乏国家政策的有效扶持，但是近5年的增速已超过长三角城市群；在京津冀区域中，尽管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和增速在地区内以及全国范围内保持第一发展序列的位置，但是由于津、冀等地存在着发展落差，而且区域联合架构尚未有效形成，京津冀区域内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整体水平排名落后，并略低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2007年，中央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9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46元，同比增长17.6%，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3.2%。在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背景下，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和增速依然领先于全国，排序也不会有明显变化。

2.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比较与判断

我国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东部地区内部存在着南北差距。这是因为在东部地区，由于特区批准建立和国家级区域战略实施的空间顺序是自南向北，以及东南沿海城乡地区受到东亚地区产业梯次转移的积极影响，较早参与到区域一体化的国际分工，所以导致东部地区内部出现了南北发展差距（见表2）。

表2 2002～2006年全国及主要经济区域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由表2可见，京津冀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和增速在全国的排位相对靠后。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内部发展不平衡。京津两市拥有较充分的地方财力，能够不断加强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河北省是东部地区具有国家级贫困县最多的省份。这一现实拉低了京津冀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第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条件制约了农民增收。京津冀北地区存在着水源短缺、绿化不足、沙尘袭扰等问题，由于行政区划隔离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障碍，循环经济所强调的生态补偿机制还不能有效建立。第三，观念滞后和改革创新动力不足。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农民的致富和创业理念都相对落后，民营经济和涉外经济发展都不充分，加工工业的产业结构层次低、附加值小，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还不够发达。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经济收益和创业致富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