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服务业理论探索：从空白到繁荣

（一）20世纪80年代：艰辛起步，进展缓慢

在改革开放初期，服务或服务经济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实践决定理论，理论的研究总是服从于经济社会实践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1978年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就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作为赶超战略的主要目标。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工业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开始的。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理论研究热点自然是农业和工业问题。再加上“重农抑商”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服务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学界“不屑于”研究服务问题。再者，当时理论界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概念的区分中将绝大部分服务业劳动划入了“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范畴，这无疑降低了服务劳动的重要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理论界大多忽视服务经济问题的研究。可以讲，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研究涉足者极少，几乎是一片空白。

1980～1985年，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与服务经济理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讨论。这实际上是60年代的继续，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罢了。这一时期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派：即“宽派”（主张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展到服务性劳动，其代表性人物是于光远等）、“中派”（主张一部分服务性劳动纳入生产劳动，其代表人物是刘国光、何炼成等）和“窄派”（认为服务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其代表人物是孙冶方、卫兴华等）。这次讨论虽然在服务的理论与观点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但基本停留在论证服务的属性和价值创造问题。在这次争论中，“宽派”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学界更多的认同和政府的采纳。比如，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服务经济统计的报告。这实际上是把“服务”看做一个有“产出”的部门，也就承认了服务的“生产性”（李相和，2007）。

不过，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服务经济理论的探讨是艰辛而又缓慢的。从研究方法或范式来讲，理论界早期对服务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走着传统经济学的路子，试图说明服务或服务经济应当是什么。所探讨的主要是服务的概念、服务劳动的内涵、服务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等问题（孔繁来，2003）。这期间，无论是国内学者发表的服务业相关论文，还是出版或翻译国外的有关服务业著作都较少，研究内容也很狭窄，基本上局限于研究服务的概念、特征，服务是不是创造价值以及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1982年，陶桓祥在《尽快建立服务经济学》（《财贸经济》第4期）一文中构想了“服务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包括劳务价值论、劳务的社会形式和性质、服务业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服务业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劳务价格、劳务市场、服务业职工的报酬、服务业的经济效果、服务业的现代化等问题。白仲尧在《谈谈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服务和劳务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经济范畴，服务经济学是研究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服务经济学方面的译著和著作逐渐多了起来。翻译的著作主要有〔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日〕饭盛信男的《第三产业》（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苏〕M.B.沙洛特科夫的《非生产领域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日〕井原哲夫的《服务经济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美〕维克托·R.富克斯的《服务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逐渐构建了服务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如王晓鲁《第三产业与生产劳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玉川主编的《第三产业概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陶永宽等著的《服务经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服务经济学”来命名的著作。

（二）20世纪90年代：逐渐深入，百花齐放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者对服务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开始活跃起来，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