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经济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变迁的30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制度因素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变迁的首要因素。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史的目的和方法，和现在梳理中国旅游业30年的发展史的任务是相通的，研究30年来旅游业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就是研究30年来人口结构、知识结构和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以这样的线索梳理中国旅游业的30年变迁史，可以为我们的回顾和展望找到一条主线。

一 旅游业发展的结构

（一）人口

特定人口的增长，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需求，从总量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人口持续增长的过程，人口的持续增长为中国旅游业近30年的增长提供了市场基础。从旅游需求的角度来看，30年人口的增长，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步增加，这为中国旅游业提供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有效市场。有四个基于改革开放背景的人口因素为旅游业的增长提供了支撑。

1.人口绝对数的增长

图1 1978～2007年全国总人口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人口增长，有着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背景。1982年，党的十二大已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此后更写入宪法，因此，1982年以后的人口增长，是大大降低了生育率之后的增长。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放慢。这种人口增长与人口基数及人口年龄结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前一阶段相比，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绝对数的增长，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持续推进、卫生医疗体制深入改革、义务教育逐步到位背景下的人口增长，是基于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增长。30年来人口绝对数的整体增长，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的基数。

2.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人口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见图2）。城市化的发展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增长因素对旅游的影响比全国总人口数因素更为突出。城市化率的提高，为中国旅游业提供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城市旅游消费群体，这个群体生活方式领先、消费能力高、旅游意识强，旅游偏好分明，成为我国30年旅游消费人口的主力军。

图2 1978～2007年全国城镇人口增长情况

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以改革职工工资制度为重点，权、责、利相结合，鼓励职工“各尽所能”，居民可支配收入开始进入持续增长轨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为旅游业的发展和升级打下基础。国内旅游消费以及出境旅游消费的升级，都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的飞速提高带来的。图3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如果未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减缓，也将同样对旅游业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

图3 1978～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4.收入分层

更进一步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更多地体现为城镇中高收入人群的形成。随着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展开，我国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城镇基尼系数为0.16，属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状态，这一指标从1984年开始不断上升，1997年以后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到2007年已接近0.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图4是城镇居民按收入分组的可支配收入变动情况，它极其明显地反映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的分层，使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准尚不高的基础上，迅速形成了一个高消费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旅游业超常规增长的重要原因。

图4 1985～2006年城镇居民各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在此收入分层的基础上，中国旅游业发展形成了以中高收入人群为主导的市场动力机制，从而平滑地完成了从以入境旅游为主到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并进的过渡，推动我国旅游业超常规发展，特别是出境旅游的超速发展；并由中高收入人群消费特征的升级引致旅游产品、旅游接待设施的升级，进一步由中高收入人群分布的不同导致区域差异；再由中高收入人群中逐步分化出乐活族、小资、白领、波波族等群体，进而引致新兴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并起，为新世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知识

知识存量对经济变迁的重要性，在产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