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09年05月 |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节点的网络。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In the villagers-occupied community,there are three main bodies of governance.They are subdistrict offices,the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the villagers’ committee which have formed a network taking their respective benefits as the center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Qian Tun community in Xi Sanqi Streets,Hai Dian District,Beijing as a case to describe how the three main bodies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their respective performance in their own community;to analyz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main pow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munity,the reasons of the conflict and how to build and maintai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different author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a community so as to realize grass-roots social order,stability and harmony in China’s urban area.
一 村居社区的缘起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和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基本细胞和城市发展的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原来城郊的地域变成城区范围,城市的人口向城区集聚,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随之增加;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更趋完整,社区的现代化水平上了新台阶。然而,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城区地域面积的扩张,引发了城郊地区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标向城市社区转型,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并存,在城郊存在着一个个自然村落。这种村落在基本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我们称之为“村居型”社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制建设的思路,社区建设才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城市社区研究大规模地展开。不过,这时的研究大都从宏观上阐述城市社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者已逐步注意到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但是由于尚未对社区结构作出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缺乏理论研究和深入思考,更不用说对“村居型”社区研究进行探讨。在我看来,缺乏对当代经验的研究正是社区制理论难以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引起我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微观研究的极度追究,2008年,“村居型”社区作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另类”进入笔者的视野。
二 理论的根基
一项科学研究需要依据所研究的问题确定一个适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确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出发点。根据研究主题,本文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其要点有以下几个。
1.治理是指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等各种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2.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在管理社会共同事务,提供公共事务方面存在着多个中心。除了政府之外,它还可以是其他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行业协会、科研学术团体、社会个人等。
3.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是通过合作、协调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建立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上的合作,其管理机制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团结的权威,其权力内容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唯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4.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作为自组织网络的管理,它有权促使公民服从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手段既包括政治法制的,也包括经济市场的,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手段和采取的方式。
5.治理关系为信任与互查关系。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城市社区制建设,随着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城乡接合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村居型”社区主体呈现多元化,社区内外组织参与到社区权力分配中来,社区内的自治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制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社区成员参与意识和民主组织意识逐步增强,政府在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下,与民众共同推进社区的建设与发展。这与治理理论前提完全相符。
可见,在“村居型”社区里,城乡接合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化,村落权力与社区权力的博弈,新的社区参与主体的出现及其权力的增长等等,均得以鲜活而丰富地体现。基于这样的认识,“村居型”社区看做社区内外组织与权力展演的空间和舞台。一方面,本文要探讨不同性质的权力主体如何在这样一种社区空间里利用和创造各自的资源在一定的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另一方面,本文还将分析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的变动,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稳定秩序与和谐——这是本文最终试图讨论并予以关注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