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不仅是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未知变化，可能带给人们的风险和灾难，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往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传统性威胁逐渐演变成非传统性威胁，人们更多面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危机管理问题，这些取代了以往的战争与和平的议题，危机管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主题。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无法独善其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并进而出现各种突发事件。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导致社会出现危机。对于社会和政府而言，面对各种危机，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应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不仅提高政府与社会面临危机的处置能力，而且对政府和社会对危机之后的善后和恢复能力提出了挑战。如美国的“9·11”事件、中国的防治“非典”都给国家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虽然这些事件客观上促进了和加强了在国家层面的危机应对能力，但是也使人们反思，有必要整合国家内部资源，在推进政府相关危机管理制度和体系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整合公私部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危机和风险。

随着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也开始成为一门显学，不仅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而且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仅仅数年时间，危机管理的研究深度与广度都有了显著提高。就当前我国的危机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来说，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多集中在政府的处置上，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各地区的实施条例和细则出台，危机管理体系架构基本上形成，国家和省、市、区等应急预案库基本上建立健全，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多。然而，对社会如何参与危机管理基本上是还停留在政府主导、社会动员的原则和理论研究阶段，具体到如何在基层发挥社区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提供信息和辅助配合角度作了些研究，虽然强调了社区危机的处置与政府的危机处置不同，但是在体制设计上仍然与传统的政府危机处理模式近似。专职化、专业化是当前社区危机管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实质上是把社区危机管理政府化。以往人们对社区危机管理的理解，只是局限在社会动员角度，这显然忽视了社区作用。社区应被看做分散在社会之中的无数个底层危机处置中心。突出社区危机管理的社会化特征，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力量对危机事件的全面参与和处置，对危机的善后恢复效果也非常明显。

当然，危机管理本身的紧急性质和政府科层制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始终在资源的动员与组织体系上拥有绝对的优势，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危机处置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政府。但是由于政府的危机管理客观上存在着“公共失灵”问题，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人们开始试图引入市场机制作为补充，改进危机管理的效率。但市场本身的赢利冲动并不能完全弥补政府存在的局限与不足。社区危机管理则是强调充分发挥社会自主性和主体性，通过社会自身的动员与参与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同时又是社会自身的危机处理节点，社区危机管理构筑了基层社会的危机处置中心。

一 社会化与社区危机管理

公共管理与政治学上的社会化是从社会参与的角度来定义的，指的是一个事物从封闭系统走向开放系统，从而增强其本身的适应性的过程。社会化通常是外在于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机制与结构，并且从制度体系上来看，社会化本身意味着从封闭式自我循环体系走向开放式多重参与体系的转变。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无疑起着主导的作用，同时社会多方力量也参与其中。在处置告一段落进入到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全面善后与恢复阶段之后，由于突发公共事件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善后和恢复实质是社会的自我愈合与修复，因此在这一阶段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离开了社会广泛参与的政府善后和恢复措施，其深度和广度都有相当的局限，不仅政府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本身的接受程度，而且政府措施的有效性也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配合与协助。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