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跨区域性市场不断拓展，农、工、商型实体对资金的需求超越村庄种植和小流域消费的内部人（熟人）市场边界，具备了跨行业、跨流域的商业融资特征。晋商和徽商等十大商帮中一部分企业家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商业资本融资边界不断拓展的驱动性力量，资本市场出现跨区域成长趋势。

从商业流通企业向商业资本企业转变存在一个门槛性前提（threshold），要求从经管跨市场的价格风险转变到跨行业的利率风险上来。前者的运营空间是产品市场，后者是资本品市场。贸易产品的风险是消费品的价格信息，贸易资本品的风险是资本的投资报酬（利率）信息。但是，价格信息和利率信息的测度内涵截然不同。前者是产地产品的成本变量和贸易地消费者的收入变量。后者则是标的资本品的估值变量和资本品需求者的信用变量。如果价格风险是初级风险的话，则利率风险是价格风险的风险，是衍生性的风险。信息的加工处理难度要大一个数量级。因而从商业流通资本向商业融资资本的转变不是市场的边界在复制意义上的拓展，而是创新意义上的技术前沿拓展。这种创新在当时集中在了谁拥有将不具备市场价值的标的物（担保品）通过某种操作变为具备市场价值且具备流动性的能力。

人力资本评估和担保管理是最好的候选业务之一。明清时期的创新型商业资本通过印局制度成功地解决了劳动要素跨行业迁徙需要信用资本的难题。本研究通过三个部分，①相关文献中的印局及其运营机制概述，②印局的市场边界拓展及局限性，③我国资本市场重建的序列改革启迪，来叙述本研究的内容。

一 相关文献中的印局及其运营概述

1.相关文献中的印局

史书中关于印局的记载不多，一般都是在回顾票庄的发展历史时捎带提一下。当今晋商的研究著作不少，但涉及印局的不多。以专门研究晋商金融的著作为例，黄鉴辉教授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千余页，涉及印局的不足半页。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对印局只字未提。孔祥毅教授在《金融票号史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等著作中对印局也只限于简单介绍。董继斌、景占魁主编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对晋商的金融发展状况有详尽的描述，但涉及印局的内容不到两页。其他研究晋商的著作，如张正明教授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等，对印局几乎没有论述。相比较而论，黄鉴辉教授的《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对印局的研究算是其中最深入的，拿出了近5页（第163～168页）的篇幅介绍印局。不过，黄鉴辉教授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探求印局的产生背景、社会作用等，对于印局的经营机理欠缺叙述，使我们很难理解当时的商人为什么会设计出这样一套运作模式来降低经营风险，自然也无从理解印局创新拓展市场边界的资本市场成长功能。本文着重研究印局的经营模式在资本市场成长中的边界拓展作用，以期对我国非标准化资本市场拓展有所启发。

2.印局的创生及运营机制概述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过剩人口日益增多，全国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或游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路，一部分人移向了空旷的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继续沿袭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还有一部分人则流向京城、水旱码头等人烟稠密、舟车往来之地，改变了原来“面朝黄土背靠天”的生产方式，依赖出卖劳动力或走贩设摊谋生，从而形成了一支城镇游民队伍。据有关史书记载，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后，京城已经形成“京师游民所集^[1]”，或“多有四处流民潜住京师”^[2]的情形。

流入城镇，是一个“农转非”的劳动要素迁徙过程。劳动从村户经济“脱钩”转向商镇经济，融入非农生产过程，没有某种对接意义的资本市场萌生，注定难于从家政服务走向超越家庭的非农生产过程。对农民来说，即使有的能觅到搬运夫、扛夫之类的活计，那也是“日中所入，仅敷糊口，而谋食之外，不暇谋衣”^[3]；倘若摆脱出卖劳动的活计，从事游街串巷的肩挑小贸，则需要一定的本钱。而对于处于城市最底层的游民来讲，这些微小的本钱却常常难以筹措。什么样的机制来为劳动要素的跨行业迁徙提供资本支持呢？如果是消费类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