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现代化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发展任务、发展模式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发展初期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劳动产品少，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这一阶段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在这一发展阶段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在进入发展中期阶段，生产力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温饱问题和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初步解决和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如果不调整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来满足人们的阶段性需求，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一）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并存

一方面，经济发展成就突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年均9.8%增长率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分别增加了7.16倍和6.93倍，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1]中国自2006年跃居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来，外汇储备以月均两位数的速率增长，到2009年6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1316亿多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1/4强。这是30多年前还处于短缺经济状况下的中国人都没有想到的，也大大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设计者们的蓝图。中国发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尖锐而突出。在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预想的同时，社会问题和矛盾之多也出乎意料。1978年改革开放发轫之初，社会普遍的认识是：当时中国面临诸多矛盾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与经济发展落后，搞好了经济建设，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如今，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少了，反而多了。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劳资关系等社会利益群体矛盾日益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的问题凸显；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特别是群体性事件，1993～2005年，群体性事件增加了近10倍。^[2]2008年以来，以贵州瓮安事件、吉林通化事件等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呈现蔓延趋势，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

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预想，社会矛盾问题之多出乎意料，这“两个想不到”是在中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即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开始集中显化出来的，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二）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国外社会建设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秩序紊乱等社会危机，但美国在这个阶段及时进行了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较好地化解了社会危机，使社会发展适应了工业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1960年之后经济增长更为迅速，超过了预期，但同时也出现了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失衡导致民众生活处于不正常状态。1970年代末期就有学者评论：“以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情形来说，生产为第一流，国民所得与消费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环境则属第三流。”^[3]为了解决失衡的问题，日本进行了相当规模的社会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建设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日本为经济大国的成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例如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拉美发展道路”同样显示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形成被人们认为是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而其根源则是拉美国家对社会建设认识不足，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够，没有形成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不论是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还是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都呈现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