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上海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

（一）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但不乏有利因素

就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学家对是否会“二次探底”忧心忡忡之际，美国政府为摆脱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于2010年11月启动了第二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如洪水般涌出，进一步打破了本已脆弱的国际汇率市场，加剧了国际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震荡，为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变数。总体来看，2011年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依然很不明朗，但在迷雾重重之中，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一些对中国和上海经济长远发展有利的因素。

1.后危机时代是上海城市转型的关键机遇期

金融危机过后，欧美日等国经济长期保持低迷，实体经济迟迟没有好转迹象，而近来发生的美国一意孤行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日本零利率政策都表明这三大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的传统的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的深刻要求。应该看到，这是中国以及上海顺势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错过，美国可能会通过新能源、新材料和更广泛的信息技术重执全球经济之牛耳，届时中国又将回到被动性和依附型经济发展路径上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做出的预测，2011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3%、1.5%和1.5%，而中国则仍然保持近10%的增长。发达国家经济的低增长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所形成的反差为上海城市转型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保证了转型受到的阻力最小，付出的代价也最小，而转型也可以在更深和更广的范围内得以推行。

2.汇率变动将改变上海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逻辑轨迹

劳动力、环境、能源成本低廉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要比较优势，并造成了对发达国家长期的贸易顺差。但金融危机过后，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进一步压制了美元，两股力量的叠加使得人民币在长期内升值趋势难以改变。我们知道，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我国加工产品的出口，从而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企业的利润，迫使其通过技术创新、组织革新、商业模式再造来维持生存，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静悄悄”的改变恰恰是经济转型在微观层面的重要表现。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增强了中国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力，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重组和其他资本运作会产生积极影响，而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它也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毋庸置疑，发生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这场变革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道，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驱动力。

3.新经济的萌芽初露为上海城市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会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其实体经济原有的增长动力逐渐丧失，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除了通过货币政策寻找新的经济平衡外，还开始全面推行“新经济”战略：大力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太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智慧地球、低碳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并开始逐步实施“再制造业”，寻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新平衡。

如果说上一轮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美国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话，那么本轮的新经济各国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许多技术都处于萌芽或实验状态，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上，比如新能源汽车，上海甚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上海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体制、人才等方面的创新政策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在部分新经济领域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从而形成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双轮驱动的良性发展态势，避免发达国家城市转型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经济衰退、就业下降和财政危机。

（二）国内环境总体平稳，但“调结构、转方式”压力重重

多家权威机构普遍预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2010年，其中最乐观的IMF预测增长率是9.9%，最悲观的联合国《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预测增长率为8.8%，均低于其对2010年的预测值。总体而言，2011年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通货膨胀上升、出口和投资的回落会进一步放大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此“稳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