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演进、融合、发展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形成之地，堪称宏大的中华文化的“主题公园”。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全面推进的中原经济区建设，其过程不仅是河南省资源优势、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等硬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区域文化传统以及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等软实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 中原文化的优势

河洛地区在中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轴心和主导作用。位于河洛东部的裴李岗文化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属于距今约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从新密莪沟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证明这时河洛地区农业已经产生，已有粟类作物的种植。遗址中还出土有猪骨和羊骨，说明当时已开始饲养家畜。而陶纺轮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有了纺织。考古资料证明，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夏代初期，河洛地区已经出现了文字、青铜礼器和城市，最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河洛地区是当时交流、融汇和锤炼各个地区文化精髓的大熔炉。中原地区以嵩山为象征，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其地理位置居于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区域中心。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中原地区自古以来与周围各文化之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方面中原地区对周围地区有着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中原地区便于吸收其他区域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因素充实自己。

中原地区首先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影响与巨大的吸引力，与周围的联系更为密切。随着历史的发展，周围地区陆续进入文明时代，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不断扩大，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

华夏族的形成，孕育了与本民族经济、政治相适应的观念形态及其制度的集合体——中原文化（也称华夏文化）。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精美的青铜工艺；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桑林舞蹈，大武乐章；深邃神秘的《易经》；最早的政论文《尚书》与诗歌《诗》；开始从宗教意识里脱颖而出的哲学；等等，都标志着中原文化的形成。

如果说，秦以前是中原本土文化的起源与内部融合的发展期，那么，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这种开放式的双向交流，始于河洛地区，也终结于河洛地区。

这一时期，地处京畿的河洛地区，由于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处于“坐集千古之智”的佳境。所谓外来文化，先是西域文化，后来是南亚次大陆文化。

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源于西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两汉时，经张骞、班超两度经营，西路丝绸之路东以洛阳为起点，往西直达古大秦国的首都罗马。

东汉延熹二年，即公元166年，大秦王即罗马皇帝安敦遣使到达东汉首都洛阳，赠送给汉桓帝很多礼物。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直接往来之始，也是西路丝绸之路两端国家进行丝绸贸易的开端。洛阳便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

当然，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地照搬。从佛教于东汉初年首度传入河南起，在汉唐至宋明的千余年间，不断将佛教中国化。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佛教融合儒、道；二是儒、道融合佛教。

发源于嵩山少林寺的禅宗，是继承中国传统思想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宗派，自奉慧能的说法记录为经，称《坛经》。这是中国僧人唯一称经的著作。禅宗人还把过去偏重于系统宣扬佛教学说的称“教”，而自命为宗，以示区别。以“宗”对“教”，是中国佛教的独创。

北宋时期，发端于嵩洛的新儒学又从佛学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与周易、老子、庄子三玄相糅合。程颢、程颐宣扬的“理”，即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程颢“出入释老几十年”。程颐与灵源禅师过从甚密，曾赞叹禅宗“不动心”值得仿效。

朱熹的博大思想体系也有若干内容采自禅宗的思辨。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激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程朱理学。

北宋末期，宋王朝在军事上一再惨败于西夏、辽、金，首都被迫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