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中国学前教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长期困扰普通百姓的“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近十几年来一直被学界批评的学前教育性质定位不清、改革方向不明、长期不被重视的问题，由于中央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而有望改观，学前教育事业出现走出低谷的转折点。

一 “入园难”、“入园贵”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学前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造成有钱没钱都没有幼儿园可上的窘迫局面。2010年上半年，公众对学前教育的抱怨声有增无减，入园难甚至成了一种“民怨”。

2009年，全国民办幼儿园的总数达到8.34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2.2%。另据中资教育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中国学前教育市场研究与投资分析报告》指出，在目前中国的13.4万所幼儿园中，民办幼儿园以绝对数量领跑；民办幼儿园的教职工数量也高达80.8万人，占据全国幼儿园教职工总人数的56.38%。相比而言，公办幼儿园的教职工仅占不到1/4的份额。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例如，据安徽省政府参事胡平平的调研，2008年安徽省对学前教育的政府财政投入是1.2亿元，但是对同样是非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的投入28亿元，普通高校投入则高达27.4亿元。^[1]同样是非义务教育，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北京市的“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十分突出。据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幼儿园在1996年是3056所，其中城市927所、县镇471所、农村1658所；目前减至1266所，其中城市780所、县镇147所、农村339所，幼儿园总量下降了58.57%。全市注册登记的1266所合法幼儿园中，教育部门办园即公办园330所，社会力量办园936所。^[2]根据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市没有正式注册的非正规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3]

全国各地大批没有办园许可证的所谓“黑园”、“山寨园”的存在，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需求。这些无证园的情况不尽相同，有“条件差、质量低、安全隐患多、小学化严重”的，也有安全和卫生条件合格，但因只有一两个班的规模，人均室内或户外活动面积等条件达不到当地办园标准而且因政府不愿担当责任而拿不到办园许可证的。低廉的收费和无其他幼儿园可选择的窘境，使得这类幼儿园不乏生源，即使面对取缔，也呈现出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

2010年5月中旬，北京市回龙观社区的一位年轻妈妈在社区网上发帖：“既然公立园进不去，私立园不规范，妈妈们何不合作开办一个‘互助幼儿园’呢？”帖子刚一出现，就有30多位妈妈报名参加。“自助幼儿园”不能不说是被入园难入园贵的现实逼迫出来的一种“创意”。

2009年3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网站上有关学前教育建言的数量位列19个问题的第2位。2010年3月，第二轮征求意见工作结束时，“教育部征求意见平台上共有近18000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学前教育方面的建议最多，高达近4000条。”^[4]

城市幼儿教育供求矛盾的日益激化有多种原因。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各地大量停办由机关、企业、社会团体自办的幼儿园，可用资源大大减少；“奥运宝宝”、“金猪宝宝”的出生高峰推动了入园高峰；城市化进程使得大批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其子女的入园需求转移到城市；新城区新住宅区缺乏幼儿园的布局规划；受“教育产业化”的影响，一些地方将公办园“推向市场”，只保留少数作为“示范园”，少量学前教育经费主要投向这些“示范园”；一些地方将放开市场视同为放弃政府的服务和监管责任，将幼儿园用房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操纵，或者当做“招商引资”项目交给境外商业化极强的教育公司，基本不顾幼儿期是人形成对自己国家认同感的时期，完全模糊了教育与企业、商业的界限；有些地方虽将幼儿园的举办权收归政府统一招标，但一些官员的亲属和各种关系人（包括境外、国外的投资者）纷纷将其作为一种高回报而无风险的商业或企业投资，利用“条子”或“票子”将其纳入私囊，而这些最初的投入必然要从家长那里迅速而成倍地收回，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