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3日，两位科学家联合撰文“中国的科研环境”，于美国《科学》杂志炮轰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11月8日，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文章中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随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对这篇被众多科学家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首次公开回应。

中国的科研环境^[1]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的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附：科技部回应^[2]

2010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面广，项目数多；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由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所有项目都在网上公示，项目所获支持力度一般比较大，项目数少，竞争性强。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